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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浦、龁道、南平等县城，以及一些重要乡里级居民地如深平等地之间都有道路相连通。
道路一般用实线表示，个别用虚线表示。
五、其他内容尚标注有“帝舜”
“封中”
等字样，前者可能是表示舜之葬地，后者可能是指当时南越国内的封阳地区。
尽管这幅汉初地图距今相去2000余年，但通观其整体，除了境界线、土质植被外，现代地形图上的基本要素：地貌、水系、居民地、交通线等都做了比较详细的表示，由此可以看出，这是古代的一幅内容相当丰富的地形图。
从地图内容要素的表示来看，该图绘制技术也达到了相当熟练的程度，例如河流的粗细变化、自然弯曲表示得相当生动，河口处没有通常易于错绘的倒流现象，道路的绘画几乎是一笔绘成，看不出有换笔的接头，描绘居民地的圈形符号的圆度很好（如深平），这一切，无不显示出该图较高的绘制技术水平。
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地图的出土，不仅为中国地图学史增添了新的一页，同时也给世界地图学史带来了新的光彩。
就中国而言，关于地图的传说非常久远，很早就有绘着山水、动物、植物、矿物的《山海经》图。
当然，这种传说中的地图，还不能脱离图画、象形文字而单独存在。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由于战争和管理土地的需要，春秋战国时代相继出现了各种地图和有关的著作，如《管子·地图篇》《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中分别有附图九卷、四卷，燕国有督亢地图。
公元前221年前后，秦始皇在南开五岭时派史禄主持勘测了南岭地区的地形等等。
可惜这些古代的地图全都失传了。
在这幅地图出土以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地图，要算是南宋时期刘豫阜昌七年（公元1136年）刻于石碑上的《禹迹图》和《华夷图》，而马王堆出土的汉初地图。
除开它丰富的内容和测绘的精确不说，单是成图时间就比《华夷图》等早1300多年。
在外国，古代巴比伦4000多年前有陶片地图，但这种地图仅相当于用于中国《山海经》一类的传说中的地图，显然已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直到公元2世纪才有罗马帝国时代的埃及人托勒密（公元99—168年）的《地理学》一书中的地图，其中世界图的大陆东方及南半球的地理轮廓是根据传闻和想象绘制的，该图的内容和实用性远不及前述汉初地图，而在时间上至少也晚了300多年。
因此，这幅汉初地图就成为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一幅地图。
从这幅地图的内容来看，很可能是经过实地勘测的。
该图地貌的表示已不拘泥于形象图画，而用闭合曲线来表示山体范围、谷地、山脉延伸方向，并辅以俯视、侧视相结合的方法表示九嶷山区耸立的山峰，这与现代地形图上利用等高线配合山峰符号的画法基本相似。
值得注意的是，图中所绘地区，属中国江南地区有名的五岭山脉，山上云雾缥缈，至今还绵亘着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
如萌渚岭、九嶷山的主峰香花岭高达1592米，都庞岭的主峰高达1628米。
真难以想象，这样高峻的大山，在2000多年前没有航测技术的情况下，却测绘得如此准确，这就不能不令人以钦佩之情追寻其根底，古人究竟是怎样进行测绘的？
汉以前的文献中，虽然有关地图的史料很多，例如先秦时代的《尚书》《诗》《周礼》《管子》和《战国策》等都有记载，但是，关于地形的测量和地图的绘制却不见有说明。
不过，从成书于战国时代的《管子》中可以看出，地图在当时的政治、经济特别是在军事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可见那些地图已是相当适用了。
而且，在绘制上已有方位、距离和比例尺的规定。
到了秦统一中国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地形的测定和地图的绘制有了长足的进步。
中间又经过了汉朝400多年的不断发展，制图技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不过，汉代地图仍有不少是没有根据大量实测材料绘制而成的，尤其是东汉以后，战乱频仍，绘制一般的行政图，要想经过实测已力不能及。
因此，西晋的裴秀所能看到的汉代一般行政地图，都已相当简陋。
裴秀总结了前人的经验，拟定了“制图六体”
，奠定了我国古代的制图学理论，从而成为中国伟大的制图学家。
在世界地图科学发展史上，裴秀与托勒密齐名，人们敬佩地将他们两个比作东西方两颗灿烂的明星。
作为大制图学家，裴秀对世界制图史的贡献，是他提出的制图六体，也就是制图的六条规范，用现代的话来说那就是：一分率、二准望、三道里、四高下、五方邪、六迂直。
所谓分率，就是比例，用它来反映地域的长度大小。
准望就是确定彼此之间的方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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