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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几乎所有的人都清楚，石兴邦在受到强烈震撼的同时，内心一定掺杂着无尽的懊悔与遗憾，假如当初他能坚定信心，对马王堆实施发掘，无疑会使他这颗考古希望之星的升起，要比半坡的发掘还要早上几年。
他的声名将传播得更为广大和久远。
而这一切也仅仅是一个假如而已了。
但是，满怀人生追求，正在事业征途上蜿蜒前行欲建功立业的石兴邦，没有因为1951年的那次失之交臂而放弃卷土重来的机会。
他在中国西部黄土高原的杨家湾发掘工地，密切注视着来自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科研的消息。
当他得知在那个当年亲自踏勘过的土堆下，尚有两个足以和一号汉墓匹敌并肩的大墓将要发掘时，他渴望有一个由自己来主持发掘的机会。
尽管自己的导师夏鼐曾教导过：“判断一个考古学家的成就大小，不是看他发掘出了什么东西，而应看他如何发掘。”
可现实情况跟理论颇有不同的是，假如一个考古学家的名字跟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无疑会使这个考古学家产生更快、更大、更具深远和永久性的影响。
中国的考古学家如此，国外亦是如此。
假如当年的谢里曼没有发现遁迹湮没的特洛伊城，假如商博良没有解开古老的罗塞塔碑象形文字的奥秘，假如斯文·赫定没有发现古楼兰王国的城郭和解开罗布泊之谜，假如……诸如此类的考古学家，他们就不会赢得伟大的不朽的声名。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石兴邦在密切关注马王堆这个已光芒四射的焦点的同时，也开始加紧了和北京方面的联系。
当然，促使石兴邦做出这个抉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他感到自己已陷于杨家湾汉墓发掘的泥潭，凭他当时的考古经验，已预感到杨家湾汉墓的发掘，已经是日薄西山、前途渺茫了。
而后来的事实证明了石兴邦的预见，几十年后，杨家湾汉墓的发掘依然未能出现人们期望的曙光。
机会在一步步向他逼近。
1973年初，石兴邦接到指令，离开了杨家湾发掘工地，只身来到北京，协助中科院历史所负责人之一尹达修订《中国史稿》的原始社会部分。
半年之后，又受中科院考古所的委派，赴湖北主办长江流域第二期考古训练班。
就在石兴邦即将动身之时，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的发掘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处长陈滋德早已知道石兴邦与马王堆的情结，便借石兴邦前来辞行之机，有意成全此事，表示只要石兴邦的训练班一结束，即转赴长沙参加并主持马王堆三号墓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
在陈滋德的印象中，就石兴邦当时的名声和实力，主持这个墓的发掘是合适的人选。
按照陈滋德对马王堆三号汉墓发掘开工的时日估计，以及训练班的结束时间看，石兴邦了却心中的夙愿是极有可能的。
但令陈、石两人都没有想到的是，马王堆三号墓发掘进展迅速，只十几天的时间就进入椁室，而此时的石兴邦正率领陕西的一帮学员在长江下游参观学习。
当他得知长沙方面的消息匆忙赶来时，考古人员已经快将椁室边箱里的器物提取完毕了。
石兴邦再次痛失良机，只好带着惋惜和感伤的心情，挤进戒备森严的发掘现场，于心不甘又无可奈何地看着其他的考古人员做发掘的收尾工作。
如果石兴邦的长沙之行到此为止，也许不足以让他本人以及其他的发掘、研究者留下难以抹掉的记忆。
可惜他来不逢时，刚挤进墓坑，就见到王冶秋因北京来的那位老教授栽倒事件，蛤蟆鉴别事件，争相提取帛书、帛画事件，照相失误事件等一系列失误而大为光火，心情不快。
就在这一刻，心乱如麻又怒气难消的王冶秋，在见到石兴邦后，先是略微吃惊了片刻，接下来便严厉地训斥道：“你不在陕西挖杨家湾汉墓，到处转悠什么？跑到这里凑什么热闹？我看你怎么向人民交代这事！”
石兴邦站在椁室旁，顿觉冷水浇头，面部发烧，脚底发凉。
他知道王冶秋对自己没有在杨家湾发掘出个结果而深为不满，想到当年王冶秋在杨家湾发掘中的慷慨相助，不觉汗颜。
因为杨家湾的发掘从1965年起，先后历时十几年，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至今还没有弄出个眉目，实在有些愧对那些支持者、关注者以及人民大众的期待。
面红耳赤的石兴邦想到这里，只好搪塞道：“我是来向您汇报训练班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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