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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成的序文中，李叔同把音乐与社会文明进步相联系，以“乐籍”
的普及程度为衡量社会文明的标尺。
在他看来，音乐可以振奋精神、增强体魄、提升心智，巴黎为欧洲音乐最盛之区，也是最有创造力的地方。
反观中国，音乐为正统大儒所不屑，即使最繁华的上海，甚至也不能与法国的小城相提并论。
李叔同对音乐与文明关系的理解，表达的正是新知识界将艺术与社会改造联系在一起、以艺术承载启蒙责任的思想立场。
就在李叔同写下这篇文字的同一年，1904年10月，柳亚子等人在上海出版国内第一份专业的戏剧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其改变戏剧、组织梨园革命军、进行社会政治动员的宗旨，与李叔同在这里所表达的音乐观几乎如出一辙。
1905年，李叔同参加了商务印书馆的一次征文。
这次征文的题目是：“我国各地交通不便，语言因参差，今汽车汽船既未遍通，有何良策能使语言齐一欤？”
他的征文后来刊登在1905年5月出版的《东方杂志》第四期附录中。
在这篇文字中，李叔同表示“语言歧异，为国之羞”
，“既靡合群之力，无复爱国之想，澌灭之原，实基于是”
。
世界交通日盛，语言终有“大同”
之一日。
文中提出，为了中国语言“齐一”
，应从蒙学开始设立官话学科，培养官话师资，编写官话教科书，勤加练习。
在文章末尾，李叔同写道：
呜呼，英墟印度，俄吞波兰，佥以灭绝国语为首务。
然则国语顾不重哉！
文明之进步系于是，国家之安危亦系于是，改良齐一，未可缓也。
我国数稔以还，负牀之孙，乳臭未脱，辄能牙牙学西语。
趋承彼族，伺其颦笑，极奴颜婢膝之丑态。
及闻本国语言，反多瞠目不解者。
沉沉支那，哀哀同胞，其将蹈印度之覆辙邪，抑将步波兰之后尘耶？呜呼，吾国民其何择！
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语言文字问题是知识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
这一话题的出现，与现代民族意识在中国初步兴起直接相关。
文字改良、语言统一之类的主张，意在通过语言文字的“齐一”
，促进中国人的“合群”
意识，建立民族认同和爱国精神。
前述黄炎培回忆南洋公学时李叔同的文字中，提到大家成立小组请李叔同教普通话，也反映出这一思想潮流背景。
无论如何，李叔同参加这次征文活动，介入这一问题的讨论，表明他在观念上与新知识界是合拍的。
文中对社会上学西语成风而不通国语现象的批评，也表露出这一时期李叔同的文化忧虑。
南洋公学退学风潮发生后的几年间，国内的思想解放运动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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