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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充分利用闽南名寺中的藏经。
厦门的南普陀、泉州的开元寺等闽南名刹，因远离战乱，藏经保存相对完整。
三、写信让有缘居士及法师代请有关书籍。
在弘一大师的书信中，请人代请各类书籍的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四、直接向日本国购请。
这是弘一大师最主要的外请书籍。
据统计，他一共从日本请来古版佛经万余卷，由此在校注、编撰各类佛教书籍中发挥了极大作用。
泉州开元寺藏经阁至今仍藏有弘一大师1936年从日本请回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195卷，大师题签上款注有“福州东禅等觉院版残本一册”
，下款注有“逊国后二十年丙子二月自扶桑请归供养。
一音弘印”
。
弘一大师精通日语，在购请、利用日本书籍上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这也是一般高僧所难以企及的。
南宋到清末，唐道宣和宋灵芝等唐宋诸家律学撰述，因南宋禅宗独盛而多散失，唯存《南山随机羯磨》一卷。
弘一大师推崇备至的明末高僧智旭大师，因深切体察宗门之流弊，决意弘律，但由于不见古代疏记，只能写出《毗尼事义集要》。
这些唐宋诸家律学撰述自日本回到中国后，得由弘一大师加以阐发。
弘一晚岁十年，积极弘法，他先后在厦门、漳州、安海、泉州、惠安、永春等地城乡开展讲经活动，就律宗、华严宗、净土宗学说及药师经、弥陀经、地藏本愿经、心经等经义作了详细的阐明。
并且关心佛教教育，在泉州开元寺尊胜院倡办南山佛学院。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在泉州请得日本大小乘经律万余卷，亲自整理编成《佛学丛刊》四册，交上海世界书局出版，闽南一带的僧徒因之增进佛学知识。
他的佛学思想体系，以华严为境，四分律为行，导归净土为果。
他潜心圈点校注唐代道宣律祖所撰“南山三大部”
（《行事钞》《戒本疏》《羯磨疏》）及宋代灵芝元照律师解释三大部的“三记”
（《资持记》《行宗记》《济缘记》），为后世治南山律者留下正确的范本。
弘一圆寂后遗骨分两处建舍利塔，一在泉州清源山弥陀岩，一在当年落发处——杭州虎跑定慧寺。
另建生西纪念塔于温陵养老院过化亭。
他的力作《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出版。
《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编》《律学讲录三十三种合订本》《南山律苑文集》《晚晴集》《晚晴老人讲演录》《弘一大师大全集》等后来陆续出版。
弘一大师在僧二十多年，通过精诚庄严的自律苦修，大力弘扬南山律宗，以一人之力使传统断绝数百年的律宗得以复兴。
弘一法师不仅以毕生精力研究戒法，为律幢重树奔走呼号，而且将这一份似海悲心浸润于日常之中，律意沉潜，身体力行。
法师表里澄澈、严于律己的持戒精神，昭示了一种千古独步的人格境界。
这种人格魅力在佛教文化圈中所产生的影响，实在要远远超过他的那些著作。
弘一法师的弘律开创了中国律宗的新局面，在中国佛教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也是僧众尊奉他为第十一代南山律宗之祖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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