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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打得越多，猪也来得越多，草原上数以万计的猪像一大片乌云般排着队向他涌来。
庄太郎拼命奋勇地打猪鼻，整整打了七天六夜，终于体力不支，“结果被猪舔了，躺倒在峭壁上”
。
这个故事听起来有点可笑。
在一般现实的人看来，被猪舔了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不值得和跳崖并列为一个选项；就算被舔，不是也毫发无损地回家了吗？但对于庄太郎来说，这可是生死攸关的事，他几乎在以性命捍卫自己的唯美标准。
他对美女的追求并不怀有现实的目的，而是完全超功利的，唯美的。
他对女人的欣赏正如他欣赏水果的色泽一样，是因为他“非常中意她身上衣服的颜色。
而且，对女子的容貌也心动不已”
。
他本人也很讲究仪表风度，他那顶巴拿马草帽就是他表示礼貌的道具。
应该说，他是一个追求纯美的理想主义者，在这方面甚至有某种洁癖。
但可悲的是，纯美的理想把他引向了遭到玷辱的命运，这绝不是他始料所及的，所以他回家后大病一场。
作者这里讲的是一个理想的追求者通常不可避免的下场：即使理想得到实现，也随即就变质为使自己恶心的东西，或者伴随有大量丑恶的东西。
在这方面，“我”
同意阿健所说的“最好不要随便看女人”
，意思是最好不要有什么美好的理想，因为要保持这种理想的纯洁性，“庄太郎可能会回天乏术”
。
但这种悲哀也绝不是世俗之人如阿健之流所能理解的，因为阿健所说的不要看女人，纯粹是从功利的角度说的，不但是说庄太郎没有得到女人，却惹来了一场病，而且是惋惜阿健想要的那顶巴拿马草帽，因为“帽子大概是阿健的吧！”
作者对理想和理想主义者的这番沉思，与前面他对历史的沉思一样，是相当深刻的。
上述解读有对当时的时代环境的联想，也有一些哲理的分析，但从文本上看，这十篇小说所表达的只是一种感觉和趣味，并不是概念先行的故意打哑谜。
夏目漱石是当时“余裕派”
文学主张的鼓吹者和代表人物，鲁迅在编《现代日本小说集》时于“附录·关于作者的说明”
中特地将夏目漱石表达自己文学观的一篇序言大段抄录：“有余裕的小说，即如名字所示，不是急迫的小说，是避了非常这字的小说。
如借用近来流行的文句，便是或人所谓触着不触着之中，不触着的这一种小说。
……或人以为不触着者即非小说，但我主张不触着的小说不特与触着的小说同有存在的权利，而且也能收同等的成功。
……世间很是广阔，在这广阔的世间，起居之法也有种种的不同：随缘临机的乐此种种起居即是余裕，观察之亦是余裕，或玩味之亦是余裕。
有了这个余裕才得发生的事件以及对于这些事件的情绪，固亦依然是人生，是活泼泼地之人生也。”
[70]所谓“不触着”
“余裕”
，皆有不直接干预现实之意，按理与鲁迅的文学主张很不相同。
然而鲁迅却并未责难一词，而是称赞他的著作“以想象丰富，文辞精美见称……轻快洒脱，富于机智，是明治文坛上的新江户艺术的主流，当世无与匹者”
[71]。
这是极高的评价。
鲁迅的《野草》，在某种程度上也应作如是观，他不仅有“金刚怒目”
的杂文（匕首和投枪），而且也有想象丰富、轻快洒脱的散文。
当然其中的精神是一贯的。
（本篇引用译文参看《梦十夜》，李振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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