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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顾安提贡是自己的外甥女和自己儿子的未婚妻，为维护法律的尊严而毅然将安提贡送进了坟墓。
与此相反，良秀的冲突则是完全的内心冲突，对艺术的追求和对女儿的爱都是他绝不可能放弃的，因此这种冲突就特别显得深刻和尖锐。
芥川的这种着眼于内心冲突的悲剧在古希腊是找不到的，应当说是现代悲剧的特色。
对古代悲剧和现代悲剧的这一差别，黑格尔也做过分析，他提到这样一种“在近代常见的”
、而“在古代悲剧里很少见的”
现象：“单凭单纯主体方面的旨趣和性格，如统治欲，恋爱，荣誉乃至其他情欲之类去抉择行动，而这类动机只有从个别人物的特殊性格和自然倾向中才找得出辩护理由。”
[119]他还明确指出，“近代悲剧却一开始就在自己的领域里采用主体性原则。
所以它用作对象和内容的是人物的主体方面的内心生活，不像古典艺术那样体现一些伦理力量”
。
因此他对近代悲剧的评价不如对古代悲剧的评价高，觉得它太陷入个人的癖性。
但他自己却也承认，即使在近代悲剧中，“跟这种个性化和主体性相对立，人物所抱的目的有时也可能具有普遍意义和涉及较广泛的内容，有时也可能被主体看作本身具有实体性而力图实现”
。
如歌德的《浮士德》就是这样，“在大体上这部悲剧企图对主体的有限知识与绝对真理的本质和现象的探索这两方面之间的矛盾找出一种悲剧式的和解”
[120]。
黑格尔的这种动摇可以看作向现代悲剧意识的一种过渡。
芥川所揭示的良秀的内心冲突显然更多地受到近代和现代悲剧意识的影响。
芥川从学生时代起就沉浸于现代西方的哲学和艺术氛围之中，叔本华、尼采、斯特林堡等人是他经常提到的名字，他还以基督教精神为题材写过一个悲剧故事《奉教人之死》，都显示了他的视野中包容了西方近代和现代的悲剧精神。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他的《地狱变》中的悲剧冲突看作一种现代人的精神冲突。
这就是前面所引鲁迅说的“那些古代的故事经他改作之后，都注进新的生命去，便与现代人生出干系来了”
的意思。
然而，单是这样理解，似乎又还不足以充分揭示这篇小说的特点。
应当说，同样是现代人的精神冲突，芥川的《地狱变》也带上了日本民族的传统特色。
这不仅仅是指他的描写方式完全是日本式的，具有细腻、雅致、华丽、含蓄的特点，而且这种对人物内心微妙情感冲突的把握其实也正是日本文学的一个传统，只是芥川将它用西方现代的矛盾人格加以充实和发挥到极致了而已。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引证日本最古老的文学文本之一《古事记》中的一段故事。
公元700多年成书的日本神话传说《古事记》中，就有这样一个类似于古希腊悲剧《安提贡》的故事，说垂仁天皇的宠妃沙本姬的哥哥想篡夺皇位，怂恿沙本姬趁天皇熟睡时杀掉天皇，但沙本姬不忍心下手，导致阴谋败露，天皇派兵包围了哥哥的城堡。
但沙本姬却私下投奔城堡，生下了小皇子，又在阵前把皇子抱给天皇看，托付了养育孩子、给孩子取名及天皇续娶的后事，然后返回城堡与哥哥死在一起。
[121]同样是两种相互冲突的伦理力量（亲情和国家王法）的冲突，同样是当事人的死，达成了这两种伦理力量的和解，但沙本姬与安提贡不同，她不是只代表冲突的一方，而是同时代表双方，使这两种观念的冲突在她自己一个人的内心中剧烈地纠缠，并以自己决绝的死同时彰显了两种伦理价值的伟大和神圣。
不过，由于古人思想感情的朴素性，以及日本古代文献用汉字书写，行文非常简洁，不可能深入到人物内心深处和各种细节，所以这个故事并没有像现代悲剧那样着力渲染人物在痛苦中的内心感受，而只是采用外部动作和语言的白描的方式来表现和暗示人物的内心活动。
芥川《地狱变》的悲剧则正是在这方面对日本传统悲剧意识的一个大大的提升，它突出表现了主人公那细致而复杂的内心冲突。
但他也并没有采用大段的内心独白或心理描写的手法，而仍然是东方式的外部形态描写，只不过这种描写比起古代作品的白描来要更加富有情节和色彩得多。
他依托了各种外部环境的烘托和气氛的营造来表现人物的内心，却没有一句直接抒发内心情感的话，从头至尾都是通过外人的评论和细细描写事情本身的发展进程，而让读者去猜测人物的思想，具有典型日本式的含蓄。
所以，芥川龙之介的这部作品可以称得上是古今、东西艺术精神相互完美融合的结晶。
总之，芥川的《地狱变》并没有用人之常情去否定艺术，也没有用艺术去否定人之常情，而是通过良秀和他的女儿的悲剧，表现了人心中“太人性的”
方面和“超人”
的方面之间的巨大的张力和永恒的矛盾，大大拓展和深化了我们对艺术家和人性的深层境况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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