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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呼他们坐下、喝茶，请他们一起用餐、观景。
有时遇上一些反应迟钝的徒众，听我叫了好几声，才“依教奉行”
，旁边其他弟子看不过去，往往说道：“师父！
您不要管他！”
虽然常逢此情，但是天生“皆大欢喜”
的性格实不易改。
徒众常说我是“倒驾慈航”
，我实在愧不敢当，自忖与观世音菩萨的拔苦予乐、普度众生相去尚远，不敢媲美，但愿以为模范，常随效法。
为了四处弘法的方便起见，十余年前，徒众建议我以车代步，在购买时，我总是在经济范围许可下，尽量选择容量较大的。
近年，在旧车淘汰换新时，我干脆买了一部能坐九人的“载卡多”
，希望给予更多人欢喜与便利。
有一次，我参加佛学院学生的结业旅行，环岛巡访各别分院时，我舍专车不坐，而和同学一起改乘大巴士，从第一车轮流坐到第四车，以期和大家都能有谈话的机会，好让师生们“皆大欢喜”
。
一些弟子恐怕我因此而无法休息，往往好心劝阻，我向来不逆人意，但是对干这些违背我个性的谏言，也只有心领了。
每次出国弘法，我总不忘记沿途购买礼物，一回到山上，就立即聚集寺众，与大家分享旅途种种经历趣闻，然后举行摸彩抽奖，让大家人手一物。
虽说各式礼物均非昂贵之品，但是透过轻松的联谊场面，希望大众都能从中领会“皆大欢喜”
的意义与价值。
早年在北部宜兰布教时，南部的信徒请我前往说法，虽然路途遥远，为了让信徒们都能“皆大欢喜”
，我不惮舟车劳顿，来往于南北之间。
后来，在高雄开辟佛光山后，又应北部信徒的请求，在当地建立别分院。
有一天，曾经帮我设计殿堂，籍属客家的工程师谢润德居士向我抗议：“您为什么只在闽南人的地方建寺，而没有在客家人的地方建寺呢？”
我听了以后，非常感动，因此就在桃园、新竹、苗栗、头份等地陆续设立道场。
不多时，东部的信徒也频频邀请我们前往建寺，屏东、潮州、花莲、台东等地的讲堂又于焉兴建。
当别分院在台湾各地一一成立时，海外侨民又一再陈情，希望我们能解除其精神上的饥渴，就这样，在“皆大欢喜”
的理念之下，“无心插柳柳成荫”
，佛光山的标帜竟然在全球树立起来。
外界人士经常很好奇地问我：“在海内外普建道场，是很花钱的事吧？”
的确，我们在硬件建设上需款甚巨，但是更多的经费是应当地信众的请求，就地筹措而成，为的也是希望满其所愿，让各地的信徒都能“皆大欢喜”
。
佛光山固然是以文教起家，但是并没有偏废慈善事业，所以我们不但办杂志、编藏经、搞出版、设学校，也同时成立云水医院，设置急难救济专户，兴建老人精舍，办理育幼院；佛光山虽然以弘法为家务，但是也重视修行的生活，因此我们在遍设道场，讲经弘法之余，也成立修持殿堂，举办禅坐、念佛、礼忏、抄经等共修活动。
但看弟子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各得其所，佛光人都能“老有所安，壮有所用，幼有所长”
，信徒们也找到适合自己根性的修道法门，那种人间佛教本自具有的蓬勃朝气，从每个人的身上散发出来，不就证明了“皆大欢喜”
正是弘法利生的最佳体现！
曾经有人说：如果要跟一个人过不去，就叫他办杂志。
也有人说：如果要跟一个人过不去，就叫他办佛学院。
回想多年来办杂志与办学院的经验，我觉得这些话诚然不虚，但是，办杂志或者办教育的艰辛，比起教养徒弟的困难，可谓万分不及其一。
如果不算以百万计的在家信徒，我的出家弟子已逾千人，入室不退转的在家弟子也千人，包括老、中、青、少，来自社会不同阶层，各人脾气性向不一，工作立场也互有差别，融和之道无他，尽在令其“皆大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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