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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弟子按摩的时候，师父总说：“你的师弟按摩右腿，是怎么好、怎么好。”
大弟子听了，就心存嫉妒。
二弟子来按摩的时候，师父又说：“你的师兄按摩左腿的时候，是怎么好、怎么好。”
二弟子听了，心里也不欢喜。
有一天，大弟子外出办事，二弟子心想：“师父常说，你为他按摩右腿，是怎么好、怎么好，我今天就把这只腿打断，让你明天回来不得按摩。”
第二天，大弟子回来一看：“唉哟，我按摩的右腿没有了。”
他想，这一定是师弟搞的鬼，“好，你把我按摩的右腿打断，我就把你按摩的左腿打断，让你也不得按摩。”
这两位弟子为了逞自己的一时之快，最后受害的是师父。
佛光山禅堂，禅七跑香（二〇〇八年十一月七日）
这就如同佛教里的大小乘之争、空有之争、事理之争、各种的宗派之争。
其实佛法本来是一体的，纵有层次上的不同、理解上的不同，又何必贬此褒彼呢？所以一些学者专家们把佛学做分类式的研究，或者拿来互相比较，这些都是害了佛教。
佛法是神圣的、是整体的，信就是信，不信就不信，但是不要谬解，不可自作聪明！
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我的外婆常说自己是佛教徒，她平时持斋念佛，也到善堂共修，在修行上很认真。
不过当时她修炼的是什么法门我也不懂，后来才知道那不是正统佛教修行。
佛教正统的修行，有到禅堂参禅、到念佛堂念佛，打禅七、佛七，或者早晚课诵，种种的修行。
其实不管是什么法门，互相都没有抵触，也都互相包容。
就如我出家后，在栖霞律学院读书的时候，学院的教育虽然以讲戒持律为主，实际上我们的早晚课诵也经常念《楞严咒》、《大悲咒》、《十小咒》；每年的夏季都有午殿，要念佛、唱赞子；到了冬天，会打两个禅七，可以说，禅、净、密、律都是共同修持，没有互相排斥。
后来我升学到焦山佛学院，每到冬天，也要打七个禅七；平时早晚课诵，都要走路念佛去吃饭、上殿，并没有觉得禅修、念佛有什么不好。
甚至常州天宁寺的禅堂，每到冬季都有精进禅七，有时候我们也会跟老师请假前去参加，以增加自己的禅修体验。
总之，中国在一九三〇、四〇年代的时候，禅宗有所谓“江南四大丛林”
：镇江金山寺、常州天宁寺、南京栖霞寺、扬州高旻寺，他们都重视禅修，同时也附带念佛。
而念佛的道场，有苏州的灵岩山寺，自从印光大师提倡念佛以来，每天佛声不断。
我也曾有过前往精进念佛的念头，但碍于他们进堂的规矩很多，如：进出佛堂要脱鞋子，不可以在佛堂里放屁（表示清净），上厕所要换鞋子，甚至大净（即：上大号）之后，要洗臀部才准进入佛堂念佛等等。
当时才二十岁的我，对于这些规矩不能习惯，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现在回想起来，这些规矩对于大众的卫生、佛法的恭敬，还是有它独到的见解。
后来我到台湾，当时台湾的佛教界有慈航法师、律航法师倡导念佛、打佛七，尤其律航法师因为中年出家，力求克期取证，都是二六时中精进不懈。
我想，如果要我像他那样从早到晚心无旁骛地一心念佛，那也是不容易做到的。
那时候有一位“立委”
董正之居士，与我很有缘分。
有一天他来找我，跪求我放弃写作，一心念佛，他说：“一部《阿弥陀经》已经涵盖所有的文学，你为什么还要去追求其他的知解呢？”
他那样的行为，反而让我对念佛人的执着生起反感。
尤其我初到台湾时，一位大同法师将太虚大师在大陆办的《觉群》周报带到台湾复刊，第一期就交由我在台中编发。
后来因为我人住中坜，到台中编发不便，而且也引起治安单位的注意，我觉得不能长此下去，就把《觉群》交付给林锦东居士负责；林锦东居士又请时任台中图书馆的总务主任朱斐居士担任编辑。
朱斐居士跟随李炳南居士学习，也曾皈依印光大师，所以他接手《觉群》后，就在杂志上写：今后《觉群》要改成纪念印光大师，弘扬净土。
我看了以后，觉得倡导净土念佛的人太过于执着于一法，不够圆融，就写了一封信不客气地责备他，内容大约是提到：“你怎么可以把张家的祠堂改作李家的祠堂呢？这么做会造成佛教的矛盾……”
他就把我的信原封不动地发表在报刊上，让我在台湾的佛教界受到一些误解，以为我是反对净土法门。
后来在一九五二年，宜兰的居士们请我到宜兰为他们主持周六念佛会，李炳南居士为此还特地赶到宜兰阻挠，认为他们这样的决定有所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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