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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八年，第十二届世佛会在日本东京召开时，日本拟取消台湾代表团与会资格。
“中国佛教会”
突然一致推举我率团前往日本向日本佛教会抗议，要我争回世佛会的代表权。
当时的团员有净心、圣印、慈惠（担任翻译）等法师和翁茄苳居士。
非常好的因缘，日本佛教会的朋友岩本昭典竟然接受我争取两岸共同参加的意见，仍然请台湾的“中国佛教会”
代表出席。
我想：这次我必能代表“中国佛教会”
出席了。
我不辱使命欢欢喜喜地回台，哪知回来时，“中国佛教会”
已经推选白圣法师等人代表出席了。
我记得当时圣印法师给我电话说：“我们在前方作战，他们在后方坐享。”
我还安慰他说：“开会很辛苦，不去最好。”
因缘时事就这么作弄人，所谓代表权又一次落空。
第十三届大会，于一九八〇年在泰国清迈召开，法国代表禅定法师建议世佛会总会，邀我以贵宾身份出席。
但我申请出访时，因“中国佛教会”
净良法师不愿意为我转办出境手续，因而胎死腹中，又一次不得成行。
原议一九八四年第十四届大会在佛光山召开。
事前，世佛会总会派执行委员郑天柱居士来台了解佛光山举办世界性会议的能力。
郑先生在马来西亚和我约好了来佛光山的日期，未料，郑先生在台北盘桓数日，并未如约南下，随即离台。
因为有人从中作梗，但也只能慨叹台湾又丧失一次向世界佛教人士表示欢迎友好的机缘。
一九八六年第十五届大会在尼泊尔召开，“中国佛教会”
代表成一法师因为大陆代表参加，随即离席退出。
我因为在美国当选美国佛教青年会会长，世佛会就邀我以美国代表身份与会；但我婉辞美意，另外推荐弟子永楷和哈佛大学普鲁典博士，由他们两个人代表我赴尼泊尔加德满都与会。
在大会中，与会代表一致企盼下届大会能在美洲地区举行，曾电话问我：是否欢迎下届在洛杉矶西来寺召开？我欣然接受。
在田宝岱先生的夫人田刘世纶女士（叶曼居士）的协助下，终于促成一九八八年第十六届大会在美洲召开，成为世佛会首度跨出亚洲门槛的先例，也留下最多国家地区代表与会的纪录——三十一个国家、五十多个地区。
第十六届世界佛教徒友谊会暨世界佛教青年会第七届大会，于洛杉矶西来寺举行（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此中，还有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插曲。
当我允诺世佛会后，西来寺工程发生了变化，原先承包工程的大西洋公司因故不能施工，我急忙找另一家工程公司承包。
这家公司不负众望，在短短几个月中，迅速赶工，终于让西来寺这座西半球第一大寺，如期完成。
但是佛光山为此多花了一千万美元以上。
当时的世佛会会长桑雅·达玛萨谛教授（Sanya Dharmasakti）祝贺西来寺的落成，他说：“就物质而言，西来寺是开山大师及其徒众辛苦经营、无私奉献的结果；就精神而言，它发射出庄严的光芒，尽虚空遍法界。
如果把它当作一个地方，应称为宏模巨构；如果就开山大师及全体职事慈悲心所散发出来的精神特质来看，则其崇高祥和并不下于它的物质规模。”
感谢世佛会会长的赞美。
来自全球各地的佛教徒齐聚美洲开会，尤其是我成功地让两岸的代表以“中华北京”
和“中华台北”
的模式，在同一会议场所开会。
看到与会人士的欢欣鼓舞，让我欣慰不已，所有建筑过程中经历的种种困难与挫折，都已微不足道了。
还有什么事比全球佛教徒团结在一起更重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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