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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字是很敏感的字眼，青年集会更是一大禁忌，大家都不敢碰触，不管什么人碰了，都有企图危害政府的嫌疑，所以没有人敢办青年活动。
但此时开明的张培耕先生，甚至更开明的宋时选先生，觉得也实在有这个需要，就鼓励我办禅学营，后来我把它定名为“佛光山大专青年佛学夏令营”
。
与在美国行医的皮肤科医师沈仁义（右一）闺家合影，沈医师为当年第一届大专青年佛学夏令营的学员（一九八八年）
自从第一届大专佛学夏令营顺利开办以后，活动就此延续下来，几十年来不但汇聚了不少青年的力量，也培育出不少杰出的人才。
例如在美国的外科名医沈仁义医师、高雄长庚医院院长陈肇隆，以及在日本的牙医林宁峰医师，他们在我云游海外弘法时，偶有身体不适，都得其帮助；林医师甚至还担任国际佛光会日本东京协会会长，一直成为当地佛光山道场的护法。
正由于大专佛学夏令营的举办，首开大专青年参与佛学研究的风气，对佛教的青年化，以及之后大专院校佛学社团的纷纷成立，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不过在当时，虽然有宋时选先生的鼓励，但我还是不敢贸然举办，于是就跟张培耕讲，请他向“救国团”
借用几支旗子，让我挂在山门口，表示这个活动与“救国团”
有关。
当时“救国团”
是蒋经国先生所领导的团体，有了“蒋经国”
三个字为背景、靠山，还有什么不能做的呢？所以几支“救国团”
的旗子往山门口一挂，就等于“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
！
果然活动开办后，所有治安单位、警察宪兵、安全人员都不敢来干扰。
我觉得这一刻不但是佛教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我自己弘法路上的一个重要起步，因为由此让我得以走入青年这一环。
说到青年，早在一九五三年我初到宜兰弘法时，有好多通讯兵学校的官员学生都来参加讲座、共修，当中有三位年轻的上尉杨锡铭、周广猷、朱桥，他们被称为通讯兵学校的“三剑客”
。
此中杨锡铭写得一手好字，宜兰的第一本《佛教圣歌集》，就是用他的手稿影印的；周广猷擅长绘画，慈爱幼稚园教室的壁画、海报等，都是由他设计、手绘；朱桥的专长则是编写，所以我任用他为《莲友》通讯的编辑，后来更向当时宜兰“救国团”
团长杨尊严推荐，请他到宜兰“救国团”
编《宜兰青年》杂志。
虽然这只是一份简单的宣传小册子，但经过朱桥一编，就变得美不胜收。
直到一九五七年，我又邀他帮忙编辑《今日佛教》月刊。
那个时候佛教杂志有《台湾佛教》、《菩提树》、《觉生》等，版面编排都很古板，一般读者接到后，看与不看都不觉得重要；《今日佛教》不但穿插图片，而且跨页的标题醒目耀眼，尤其艺文性的内容可读性高，一时在杂志界脱颖而出，令人有耳目一新的惊喜。
当时“救国团”
台北总部看到《今日佛教》版面设计新颖，就邀约朱桥去主编一份大型杂志《幼狮文艺》。
朱桥获邀后商之于我，我当然替他高兴有这么一个一展才华的好机会，就叫他即刻答应。
果然朱桥没有辜负我的期望，他编《幼狮文艺》距离现在已有五十多年，那时候可以说石破天惊地为杂志编辑树立了焕然一新的风格。
尤其这是代表政府提拔青年的“救国团”
所编的杂志，在朱桥的才华展现下，与李敖主编的《文星》及雷震主持的《自由中国》，同样引人注目，成为台北书报摊上最醒目的钻石。
今日回想起来，我和张培耕认识之前，已和“救国团”
结下了这么一点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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