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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刚到香港时，最大的困难就是坐计程车，因为计程车司机对出家人也不是很友善，有时还会拒载。
后来我每次坐计程车，车资二十元，我都给他们一百元小费。
虽然香港有收小费的习惯，但是二十元的车资，给一百元的小费，这也是很奇妙的事。
甚至我不但自己跟他们结缘，同时也鼓励佛光山的徒众照我的方式去做，虽然所费不多，但能给他们欢喜，让他们发财。
后来计程车司机也改变态度，有的不收费，有的还会主动捐钱要我们帮他布施做功德。
再到后来，在香港弘法的佛光山徒众，他们到商店买东西，有的店家不收钱，有的则减价，说要厚待来港弘法的人。
可见弘扬佛法本在僧，佛教的弘法是所有出家人应该担当的责任，大家要有“舍我其谁”
的发心。
说起来，我这一生的人生际遇真是很奇妙，在我初到台湾时，本来想要转往香港弘法，但是因缘不具，后来就留在台湾。
但我在台湾弘法，最早在宜兰讲经十年，可是台北人不知道；后来我到高雄的中正纪念堂及各大学也讲了十年，北部人也不知道，甚至我在台北“国父纪念馆”
开大座讲经连续三十年，台湾人也不知道。
但是我到香港红磡体育馆讲演二十年，才刚开始讲了没几年，感觉好像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
例如一九九二年二月澳大利亚南天寺安基，当时我们在当地既没有信徒，也没有认识的朋友，只不过是澳大利亚政府给了我们一块地，让我们在那里建寺弘法，可是安基当天竟来了五千多人，离我们原本预想大概只有三五百人、顶多一二千人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国际佛光会第六次世界会员代表大会”
在香港国际展贸中心举行，为新成立之协分会授证（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这些当天来参加安基典礼的人都说，是因为他们在香港的儿子、女儿，甚至亲朋好友告诉他们这个消息，并且要他们一定要来参加，由此可见香港这个地方的传播力之大。
其实不只是澳大利亚，在我走遍世界五大洲建寺弘法时，经常有无数的广东人前往闻法，并且就近护持，因此我曾经说过：如果今天我所推动的国际化佛教能有一些成就，最要感谢的就是香港信众给我的因缘成就。
于佛香讲堂开示佛法（佛香讲堂提供，二〇〇九年一月十一日）
特别近几年来，香港信徒不断地回到佛光山来礼佛，参加本山的戒会、各项弘法活动，对佛陀纪念馆也持续地发心，甚至，连香港机场的海关人员都认得他们了。
事实上香港佛教的僧信大众，多年来也一直跟着我们在为佛教写历史，例如，一九九五年佛光山梵呗赞颂团到香港弘法，这是大型佛教梵呗音乐弘法首度登上红馆，成为佛教界首见。
再如二〇〇一年九月，透过媒体连线，两岸三地人民在香港共同见证“台湾佛教界恭迎佛指舍利”
的签约仪式；接着二〇〇二年二月，台湾佛教界到大陆迎请佛指舍利时，港龙航空从台北经香港直飞西安，创下了两岸飞航的首例。
当时香港凤凰卫视全程转播恭迎过程，与两岸的媒体联合团结，成为直播史上的第一次。
乃至二〇〇四年三月，结合两岸佛教之藏传、南传、北传佛教梵呗音乐的“海峡两岸佛教音乐展演”
，不但座无虚席，且造成极大轰动，不仅是海峡两岸佛教界同心协力发扬中国佛教音乐的第一步，也是中国佛教史上历史性的一刻。
与中国佛教协会代理会长刀述仁（左），在香港签署佛指舍利来台供奉协议书（二〇〇二年一月三十日）
可以说，我这一生与香港佛教的确是结了很多的好因好缘，这一方面是因为香港人信仰虔诚，闻法的心热诚恳切，所以多年来让我有机会不断到香港弘法；再者因为香港的地理环境特殊，长久以来一直是海峡两岸的中间转接站，所以也让我见证了很多人生的悲欢离合。
记得在两岸正式开放往来时，那时大陆同胞普遍经济不是很富裕，到香港一趟，不只是旅费，食宿也是一大负担。
因此我特地在香港设了一间小房子，让大家到香港探亲时居住。
印象中朱斐居士就曾在这个小房子里与家人团聚，另外还有不少家庭也在此共享天伦。
我们从头到尾都是免费提供，从来不收分文，大家也都住得皆大欢喜。
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佛学讲座，讲题“人间佛教的‘戒’、‘定’、‘慧’、‘学’”
（佛香讲堂提供，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七日至十一日）
甚至我与母亲阔别多年后，最初刚联络上时，也曾在香港见面，后来我还把大陆的亲人及过去的师友，如雪烦老、卓尘老、圆湛老等人，请到香港小住，借此报答他们过去对我的爱护之恩。
佛教所谓“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
，弘法与报恩都是出家人应有的发心与美德，所以我提倡人间佛教，主张要代替阿弥陀佛报恩。
我觉得懂得报恩的人生才是富有的，所以人间佛教不但要把欢喜布满人间，也希望人人建立知足感恩的人生观；唯有人人怀抱欢喜感恩的心，人人都能在心中广植恩田，人心才能得到净化。
因此，唯愿佛法不只成为香江的一朵净莲，更能深植在每个人的内心里，因为唯有人心得到净化，这个娑婆世间才有可能转秽地为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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