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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前，曾国藩对他讲，此去关系重大，务要守住该城，对他提出五戒：戒浮、戒滥、戒私、戒过谦、戒反复。
没想到刚刚十天，即二十五日（10月9日），李元度就把徽州丢掉，跑到浙江去了。
九月六日（10月19日），曾国藩接到李元度的来信，还是设词为自己开脱的。
曾国藩气坏了，认为他辜负了自己的期望，“此人不足与为善矣。”
要求李鸿章再给他拟一道参劾李元度的奏折。
李元度，字次青，是曾国藩的友人。
为了表示大公无私，曾国藩准备写折子参劾他。
李鸿章认为，李元度带去的是三千名新兵，去对付太平军主力李侍贤一万人的大军，失败是意中之事，理有可恕；过去与曾国藩又患难相共，情有可原。
他劝曾国藩高抬贵手，不要入奏。
曾国藩认定要秉公处理，对李鸿章的话也听不进去了。
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日内因徽州之败，深恶次青，而又见同人多不明大义，不达事理，抑郁不平，遂不能做一事。”
在“同人”
之前，原来写的是“少荃”
两字，说明他原是要写少荃“不明大义”
的。
可见对李鸿章的不满。
但这一改动又说明，不同意奏劾李元度的不止是李鸿章一个人，还有多人。
李鸿章作为洋务重臣，既明白人生大方向，也明白人生曲折，所以在获得了成功之后，有一种稀里糊涂的样子，左闪右让，退让三分，浑身的劲儿都收起来。
对李元度处理意见的分歧导致曾李之间的不睦。
李鸿章离开祁门大营，去到南昌他长兄李瀚章那里闲住。
李鸿章对曾国藩的意见不只这一件，还有湘军大营设于祁门的问题。
祁门在群山之中，外高内低，是所谓“釜底”
，为兵家所忌之地。
李鸿章屡次劝说移营，曾国藩迟迟不做决定。
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二月，太平军李秀成部进入江西抚州、建昌，省城南昌震动。
三十日（1861年4月9日），太平军李侍贤部又攻陷景德镇，祁门处于四面包围。
曾国藩对外联络不通，专函李鸿章，速催湘军悍将鲍超进兵景德镇。
李鸿章趁机劝曾国藩放弃祁门，另移他处，但他不是直接劝说，而是迂回。
他专函胡林翼请其代劝。
胡于三月十二日（4月21日）致函曾，说道：李鸿章“之议颇识时务”
，左宗棠建议移驻九江也是把握了形势，但您未必采纳，如果能在湖口或东流设立大营，联络南北两岸则功效必大。
后来又经曾国藩的亲弟曾国荃来信相劝，曾国藩这才于三月二十六日（5月5日）离开祁门，四月初一日（5月10日），曾到达位于长江边的东流。
这里可西溯武汉，东下安庆，联络诸军十分方便。
曾国藩在北京时，就患了皮肤病，身生疮癣。
现在驻扎于东流，虽是江边，仍然燥热难当，痛痒不止，手不停的挠，几乎无以存活。
更兼身边没有李鸿章这样的得力助手，居然感到难以做事了。
清夜深思，他虽然仍不能同意李鸿章的意见，但觉得李鸿章能以个人进退来坚持自己的立场，确属性格刚毅，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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