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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后期朝强大的民族君主政体发展的政治趋势，使上面提到的宗教好战精神、思想骚动、经济活力和技术进步这四股力量结合成一体，并指向外部世界，从而大大促进了西欧的扩张。
814年，查理曼去世后，欧洲进入一个四分五裂、政治混乱的时期。
当时，起作用的几种传统和势力彼此不合。
封建君主们不断地与常领有较大封地、行使较多权力的封臣们相冲突。
教俗封建公国提出了棘手的叙任权问题。
诸城市国家有时结成教伦巴第联盟和汉萨同盟那样强大的组织。
它们都以自己为中心；然而其时，还存在着一股与它们相对抗的势力，即正在为实现一个以罗马教皇或者以查理曼及其前任的继承人"
罗马"
皇帝为首的统一的天主教世界而不懈奋斗的势力。
这些互相冲突的势力错综交织在一起，使政治生活中产生了各种程度的无限多样、不断变化的同盟和联盟。
概括地说，查理曼以后，西欧的政治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9至11世纪，教皇和皇帝通常是携手合作。
教皇帮助皇帝制服日耳曼的世俗封建主，而皇帝则支持教皇对付公开对抗罗马教皇的权威的拜占庭对手。
1073年，随着格列高利七世继位为教皇，开始了教皇权力至高无上的时期。
格列高利在教皇与皇帝争夺主教叙任权——任命日耳曼主教的权力——的斗争中，赢得了胜利；从而削弱了皇帝的权力和帝国的行政管理。
在两个多世纪里，教皇一直被普遍地公认为天主教世界的首脑；对此，13世纪中叶相继即位的法、英国主们起了尤为重要印作用，他们是非常虔诚的。
教皇权力至高无上的时期结束于1296年即法国腓力四世在向教土征税的问题上战胜教皇卜尼法斯八世之时。
那一年，教皇发布敕令，申明俗人对教士没有任何权力，并威胁要把任何试图向教士征税者逐出教会。
腓力四世拒绝了教皇的要求，并完全成功地实施了自己的政策。
他甚至还强迫教廷从罗马迁到阿维尼翁，迫使教廷与法国君主公开合作。
法国和英国的君主们所拥有的新力量，多半来源于他们与新兴的商人阶级所结成的非正式联盟。
君主保护市民们不受频繁的战争和封建主任意征收的苛捐杂税的侵害，而市民们则向君主提供财政支援作为报答。
随着民族君主的力量日渐增强、国家机构逐渐完备，君主们在动员人力物力以从事海外冒险事业方面，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他们废除了五花八门的地方自治政权，因为这些政权都各有自己的关税、法律、衡量制和货币。
他们设立了许多征税站；迟至14世纪末，在易北河旁有35个，在莱茵河两岸有60多个，在塞纳河沿河一带也有许多，如果船载谷物活塞纳河行驶B00哩，花费的钱将达所载谷物售价的一半。
君主们还保持了一些比较完善的法庭，以支持手工业者，有时，还支持整个整个的手工行业，象法国的戈布兰挂毯业和塞尔夫瓷器业就曾得到过法庭的支持。
此外，君主们还发特许证给合股公司，如果必要的话，还用皇家海军作它们的后盾。
最先的伊比利亚人的海外冒险事业就是王室鼓励和资助的直接结果。
正是西班牙和葡萄牙朝廷，为哥伦布和达·伽马取得较大成就提供了必需的支持。
英国和法国的朝廷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只是时间上稍晚些；不过，它们的关注和支持与前者相同。
实际上，在西北欧，商人与君主之间的关系比在伊比利亚半岛更密切。
尤其在西班牙，反对穆斯林的长期斗争使君主和封建主联合起来，而少数大城市则往往反对他们，要求完全的自治权。
相形之下，在西北欧，商人阶级逐渐赢得在欧亚其他地区无可比拟的社会声望和国家支持。
例如，在中国和印度，商人被看作是不受欢迎的下等人，没人瞧得起；在西北欧，商人却很有地位，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财富不断增加，政治权力逐渐增强。
在中国，各时代的商人在衣服穿着、武器佩戴、车马乘坐和土地占有等方面受到种种限制。
他们运送商品住返各地的作用被看作是非生产性和寄生性的，他们被置于社会等级的底层。
印度的情况也一样；由于印度教强调抛弃财产，商人不可能有任何声誉。
在印度，理想的人不是整天忙碌于发财致富、营造宅第的商人，而是端坐在蒲席上、吃大蕉叶做的食物、保持对物质财富无动于衷的神秘主义者。
因此，东方任何帝国的商人都绝无上升为当权者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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