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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墙4。
汉成帝带着宠臣张放、姨家表弟淳于长等人微服私访，经过王根这处大宅时，从外面就看到庄园里堆成的高大土山，更过分的是，土山上渐台的造型、装饰颇似未央宫内皇家议事之处白虎殿，“赤墀青琐”
，台阶是红色的，门窗上有涂成青色的十字连环花纹，这都是天子之制。
如此僭越，是可忍孰不可忍，汉成帝的愤怒终于被引爆。
当时主持王氏家族事务、担任大司马的是车骑将军王音，汉成帝就把王音叫来骂了一通。
王音不是汉成帝的亲舅舅，因此向来谨饬；对王商、王根等诸堂兄多有忌惮，也不敢管，于是赶紧把天子震怒的事情告诉了王商和王根，让他们收敛收敛。
王商与王根则效仿王凤的一贯伎俩，以退为进，兄弟二人跑去王政君那里，说自己有罪，要在脸上刻字、割掉鼻子谢罪。
王政君见到兄弟如此，哪能坐视不管，就差人去找儿子求情。
汉成帝听说两个舅舅不请示自己，直接找母亲告状，勃然大怒。
他先召见司隶校尉和京兆尹，痛斥他们对五侯阿谀奉承，放纵不法，把两个官员吓得在宫外磕头不止；又正式给大司马王音下了道策书，痛斥王商和王根去太后面前告状，把自己置于不孝的境地，还不无嘲讽地说，“咱舅舅家的宗族势力多大呀，哪像我孤身一人，又有病”
，愤懑之情见于策上。
最后，汉成帝让王音召集王氏家族所有列侯到王音宅邸，扬言要大加惩处。
同日，汉成帝又让在身边负责秘书事务的尚书把汉文帝当年诛杀舅舅薄昭5的做法、依据都报上来，以备参考。
这几乎是汉成帝即位以来最大的雷霆之怒，王音、王商、王根、王立及其他王氏子弟均吓得不轻。
他们都很清楚，王氏家族虽然炙手可热，但权势只来源于汉成帝，所以纷纷自带死刑刑具去请罪。
事实上，汉成帝既无决心，又依赖王氏家族理政，更重要的是在当时儒家浓重的氛围下，他不能伤害母亲的感情以背负不孝的恶名，所以他已经无法像汉文帝对薄昭、汉武帝对死去的田蚡6那样了。
所以，他做不到大开杀戒，只是吓唬这几个舅舅，让他们收敛收敛罢了。
在汉成帝这里，仿佛这都是家事，但传递给大臣的信息，就是皇帝既然都不追究，那我们何不依附王氏家族呢7？
王氏家族既有这样的权势，又得皇帝的溺宠，被视为灾异的来源就很自然了。
一边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权势，一边是朝野所指的灾异，按照目前的外戚体制，一旦新的皇帝登基，王氏家族该怎么办？
8．青年才俊王莽
生于汉元帝初元四年（约公元前45年）的王莽，就在这样一种微妙的氛围里渐渐成长起来。
汉成帝即位那年，昭君刚刚出塞，王莽是才十三岁的少年，他比汉成帝小约六岁，是汉成帝多如牛毛的姑舅表弟之一，并不为皇帝所瞩目。
王莽的父亲王曼，是王政君异母弟弟里最年长的，死得最早，没有赶上封侯，留下的王永、王莽兄弟俩也就没有占到太多便宜。
当然，王莽家也谈不上贫困，但比起五侯之家，差距还是相当悬殊的。
长子王永最先出仕，在禁省里给尚书的某个曹官当属吏，娶妻生子后，竟然也死了。
王莽初通人事，就要赡养寡居的母亲、嫂子，还有侄子和自己的儿女。
王莽没有资本去追逐声色犬马，面对亲戚的声势赫赫，反观自己的默默无闻，他的心态不可能不受触动，志向的种子也可能在此时播下。
同时，当王氏家族成为灾异的众矢之的，王莽也应会领悟到，尽管皇帝、外戚掌握着世俗的巨大权力，但人人畏惧天命，皇帝也害怕灾异，那就说明世俗权力之上还有更高的权威。
而在当时，儒学就是这一权威的代言者。
若要领会到天命的微言大义，就必须修习儒学，探讨人事与天命之间的深奥秘密。
譬如，五德终始，如何去推算？灾异祥瑞，如何去解释？制礼作乐，如何开太平？三代之治，如何去实现？圣人立法，如何去落实？孟子说过，“五百年必有圣人出”
，自孔子获麟，已经差不多五百年了，谁能成为下一个圣人？
长安城内，宫阙檐下，王氏家族的纨绔子弟里，王莽以一种另类的形象突然冒了出来：王氏子弟骄矜傲慢，不学无术，花天酒地，王莽却待人恭敬，勤学刻苦，修身严格；王氏子弟竞逐豪奢，声色犬马，王莽却特意头戴缁布所制的进贤冠，着禅衣，束革带，一副儒生打扮。
仅此一点，王莽就从默默无闻变得引人注目起来。
其实，王氏家族在灾异的巨大压力下，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接近儒学。
外戚是汉朝体制的产物，是附庸于皇室的特殊贵族，不用很麻烦就可以取得高官厚禄，进可以为权臣，退可以为亲贵，气质上与同样依附汉家传统而非儒家教化的“文法吏”
8，也就是行政官僚更为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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