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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动机比结果更重要。
儒家的这种对于法律的观念，是非且先不论，直到今天仍然有回响。
“以三百五篇当谏书。”
说的是王式用《诗经》劝谏过昌邑王刘贺。
霍光废昌邑王，以没有尽责为由屠杀昌邑王旧臣，却认为王式已经尽责，将其赦免。
因此，至昭宣时代，儒家已经深刻介入汉朝的政治、法律、日常事务之中，虽然距离儒家“制礼作乐”
“圣人为君”
的理想还远，但地位和功用已经远远超出叔孙通的时代。
即使和后世比起来，也称得上光辉灿烂，与宋明那种“尊德性”
“道问学”
的心性儒学、个人实践儒学不同，与清朝那种“文字音韵训诂、版本校雠目录”
的考据儒学也不一样，与20世纪以来“本体论认识论实践论”
的哲学化儒学更有本质不同。
促成这一切的，既有经学博士们掌握儒家经义解释权的因素，也有儒家化的官僚们在治政治事上的实践和努力。
当然，还有皇帝的因素：
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三月，汉宣帝请太子太傅萧望之组织，在未央宫前殿北边的石渠阁召开了一次会议。
石渠阁是皇家图书馆，因为藏书所以得防火，图书馆周围就用石头造了一道水渠，风景独特。
这地方距离前殿很近，藏书又多，是当时博士和儒臣们常常光临的宝地。
开会，实在不是一件有趣的事，但这次会议却可以视作汉朝以儒家立法的标志性事件。
原来，这次会议邀请的全部五经博士，都是公羊学大儒。
但汉宣帝因为祖父刘据爱好穀梁学，登基后格外重视穀梁学，于是又邀请了多家重要的穀梁学大儒。
石渠阁内一时云集了帝国最权威、最重要、最有名的大儒们。
召集这次会议，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体现了皇帝对儒学的高度重视和对学者的亲切关心”
，这是儒者们乐于看到的。
不过，汉宣帝的真正意图，是抬高他所推崇的穀梁学。
当然，并不是说他要打压公羊学，而是令两者并驾齐驱，扩大博士的范围和数量。
比起谈论灾异五行、主张皇帝要根据天道行事的公羊学，穀梁学更注重礼制尊卑、伦理教化。
穀梁学被抬高，就会与公羊学出现学理上的分歧。
两者现在都是官方儒学，遇到矛盾分歧，谁正确？
皇帝正确。
这次会议上，汉宣帝以帝王之尊，对此类儒学内部的争论进行裁决。
这就意味着，皇帝依然凌驾于学术之上，而将公羊学、穀梁学都建为博士，还说明皇帝对经学的控制范围扩大了。
因此，儒学就在这期间慢慢分化。
官方的儒学，不论是公羊还是穀梁，越来越倾向于维护帝国的统治，接受皇帝对儒学的裁决。
经学博士们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像后世的意识形态部门，他们虽然脱胎于儒家，但已经不纯粹是作为学术、作为理论、作为思想的儒学，而是成为“经学”
。
经学有许多种定义，此处定义为官方儒学，因为唯有官方儒学，才能体现汉朝作为一个帝国所要追求的气质与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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