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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伤”
改成“乌孝”
等；有时常常用反义、同义或是同音词来代替，比如“梓潼”
改成“子同”
，“安平”
改成“安宁”
，“东昏”
改成“东明”
，“无锡”
改为“有锡”
之类12。
后世习惯于把这次改名视为荒谬之政。
但是，改名其实不无道理，因为古人重视名学，讲究名实相符。
名与实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概念和内涵的关系，而是不同的名背后具有一套不同的思想脉络和价值追求。
新朝自认为已经从法家帝国变为儒家王朝，社会性质都变了，名字焉能不变？而且，还不能只是改一两个，必须普遍更改。
从中央改到郡县，王莽似乎还打算对县域以下的乡、里、亭进行改名，只是还没实施13，就已经变天了。
俸禄制度的改革也遵循同样的逻辑。
始建国天凤三年（公元16年）五月，王莽颁布了新的俸禄制度，这是一份初看起来颇为振奋人心的政策，它把全国的官吏分为十五个级别，每个级别都规定了相应的俸禄，从最低的六十六斛到最高的万斛不等。
对比汉朝的俸禄体系，这个分配基本可行14，而且待遇比汉朝大幅提高，理应博得各级官吏的拥护。
但是王莽增加了复杂的条件：官吏的俸禄和管辖郡县的财政收入挂钩，贵族从食邑上获得的租税和食邑的财政收入挂钩，地区如果出现歉收、灾害，那么官吏、贵族要按比例减少俸禄或租税。
中央官员也逃不掉，他们虽然不直接治理疆土，但全国划片，从四辅到司卿，都被分配了不同大小的郡县，比如国师和宁始将军，就要和西方一州二部二十五郡挂钩，这些地方如果财政收入减少，他们的俸禄也要减少。
王莽更表示，自己的开支用度也要照此办理。
如此来看，这是很有现代精神的“绩效激励体系”
和“对口扶贫机制”
，相当超前，以人为本，王莽自己也以身作则。
在西汉，官僚也会因为歉收而减少俸禄，但从未像王莽这样系统地形成“长效机制”
，如果切实可行，不失为一大善政。
但凡是对现代企业的绩效体系、奖金激励制度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设计绩效系数、计算绩效所得是比较专业的知识，要以大量的数据为基础，耗费相当的人力，借助计算机才能实现。
因此，王莽的这个设想虽然很好，但很难落地：
莽之制度烦碎如此，课计不可理，吏终不得禄。
各因官职为奸，受取赇赂以自共给。
15
“烦碎”
二字意味着什么，大抵可以想象。
不仅没能发挥激励作用，连起码的俸禄都发不下来，官吏们没钱养家，只能贪污受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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