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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土地兼并、贫富分化、自然灾害之类的社会问题当然存在，但对比东汉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西晋的“八王之乱”
、唐末的藩镇与黄巢、明末的叛乱与后金旁伺……西汉末年的时势根本达不到崩坏的程度。
从大的方面看，自汉景帝治内“七国之乱”
以来，已经约一百五十年没有发生过大规模内乱了，称得上承平日久；外部，困扰了汉朝多年的匈奴问题也已缓和，从汉武帝派卫青和霍去病追亡逐北、汉元帝派“昭君出塞”
至今，汉朝与匈奴已经和平共处了三十多年，说起匈奴和自家亲戚的感觉差不多，西域的局面也很稳定。
生活在此时的西汉普通臣民，其富足程度虽然不宜夸张，但也绝没有要天下大乱的惨淡：战争的平息、社会的稳定带来经济增长，人口臻于极盛。
据《汉书》记载，到汉哀帝的继任者汉平帝元始二年，汉朝的在籍人口达5959.5万人，垦田约827万顷，在两汉最为阜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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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刘氏的统治看，汉朝开国以来经历过多次皇权交接时的统治危机，多数看上去更严重。
高皇帝死后吕后秉政、吕氏上位，靠的是高皇帝的一班勋旧功臣和刘姓诸侯发动政变，才得以扭转局势；汉武帝好大喜功，极度压榨民力，晚年的“巫蛊之乱”
更是酿成皇太子自杀、汉昭帝八岁即位的危亡局面；汉昭帝死后昌邑王只当了二十七天皇帝就被霍光废掉，改立汉宣帝，局面一度危如累卵。
于是另一个问题来了：以往更严重的局面都能有惊无险地度过，为什么刘欣之死会导致汉朝统治的空前危机，并且汉朝最终没能挺过去？
对于上述两个问题，一个笼统的答案是：以往的危机只是权力危机，而此时的危机是合法性危机。
所谓合法性，就是“天意”
。
权力危机不出长安城，甚至不出未央宫；而合法性危机则遍于天下。
刘欣的精神危机，其实就是汉室的合法性危机。
汉朝以高皇帝提三尺剑取天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政权要长治久安，就不能纯粹以武力这种粗鄙野蛮的方式作为合法性来源，需要设计一套文雅、仁义、道德的高尚理由或者说政教伦理才能行稳致远。
在当时，关于政教伦理的解释权掌握在儒家手中，也就是人们熟知的“德性”
。
汉朝是否符合儒家的理念，意味着它能否具备统治的合法性。
而汉朝人的一大特点，就是信天意、信鬼神、信天人感应。
天上、人间、地下是一个浑然的世界。
生亦何欢，死亦何苦？反正鬼魂不灭。
地理对应着星图，星宿对应着君臣。
上天不语，但会通过地震、水旱、蝗虫等“灾”
和日食、陨石、谣言等“异”
，抑或雉鸟、嘉木、彩云、甘露等“祥瑞”
来表达意志。
这些灾异和祥瑞，有对未来的预兆，有对过去的褒贬，体现了上天对统治者的真实态度。
儒生通过儒学的“理论”
和数术的“科技”
，掌握着解答灾异和祥瑞寓意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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