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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生活的残酷现实而言，他也的确是个失败者：他受不了在阴暗办公室里的工作；身为作家他并未获得显赫的“成功”
，从来无法靠写作维持生计；健康欠佳使他无法结婚，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罗曼史注定成为令人沮丧的挫败。
他饱受折磨——不仅是因为他的病，而是因为生活本身：身为犹太人，生活在布拉格，生在世界大战与革命的动**时代。
他对政治几乎不感兴趣。
社会问题在他的作品中只间接出现——乔装改扮，移至遥远而神秘之境。
那股隐形的力量藏在他想象出的《审判》和《城堡》中，这份想象不仅是受到犹太教神秘哲学深奥智慧的影响，也受到他在奥匈帝国古老官僚体系中担任一名小公务员这一亲身经历的影响。
他对于善变的暴政所做的详细长篇叙述并不具有煽动性，也并非真是讽刺之作。
面对世间当局，卡夫卡表现出同样那种半带嘲讽的畏惧以及带有批判性的尊重，表现出他面对难以揣度的父亲时那份特有的忠诚，不管是人父还是天父。
对他而言，布拉格这座城市以一种怪异而明确的方式意味着人类社会的缩影，他在其中看出人类的悲剧与挣扎。
事实上，布拉格是他所认识的一切——他的整个世界，他的天堂与牢笼。
他向往不同的风景，向往更轻盈明亮之美。
但是他能做的几趟旅行都短暂而不尽如人意，不管系与朋友结伴而行或是独自出游。
他所做过规模最大的旅行纯粹在他心灵里进行。
他大胆出游的目的地是美国。
当他向朋友透露他的秘密——他将要写一部以《美国》为题的小说（其实他已经开始写了），他的朋友非常惊讶。
他们问：“你对美国知道些什么？”
而他愉快地回答：“我读过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自传，而且我一向欣赏沃尔特·惠特曼，我喜欢美国人的健康和乐观。”
他想象所有的美国人脸上都永远挂着微笑。
后来，在他染患不治之症的那几年，他在一家疗养院里遇到了几个常发牢骚又爱抱怨的美国人，令他深感失望。
然而，当他于一九一三年构思这部以《美国》为题的小说时，他一个美国人也不认识，英文也只懂一点。
他唯一的资料来源是他读过的那几本书，再加上他自己的文学想象。
在创作《美国》的那段时间，他显得异常快活而有自信。
朋友很高兴见到他的气色和心情都近乎奇迹般地好转。
只不过他的相对乐观并未能完全免除他的疑虑与不安。
当时他正在阅读或重读狄更斯的几本小说，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段话：
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
《司炉》显然是模仿狄更斯，甚至比计划中这部小说更明显。
（在《美国》这部小说出版之前，小说的第一章曾单独印成薄薄一册，题为《司炉》）
……现在我看出，我意图写出一部狄更斯式的小说，只是用取自当代更犀利的光线以及出自我内心的苍白光线使其更为丰富。
——狄更斯的丰富想象以及毫不迟疑的滔滔叙述，但也因此在某些地方疲软无力……那无意义的整体给人的印象是粗俗——多亏了我的虚弱以及从模仿中得到的教训，我得以避免这种粗俗……[6]
说也奇怪，在卡夫卡心中，狄更斯这个人物及其作品与美国的气氛与风景极其相关。
这一奇特的关联背后并非狄更斯在《马丁·翟述伟》（Marti，1843—1844年出版）中对美国的辛辣讽刺。
卡夫卡所珍视的画面是一个名叫查尔斯·狄更斯、有如慈父般的天才在纽约受到成千上万美国读者的热烈欢迎。
卡夫卡常向朋友描述那个热闹场面，兴高采烈的群众挤在码头上，翘首等待《大卫·科波菲尔》的下一章，当载着这份文学宝藏的船只缓缓进港，大家挥手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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