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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只要成为能够解决财产权纠纷的公正的仲裁者就可以了。
这样，制度法律体系的服务对象就被转换为维护财产权的稳定。
众多现代国家的建立事实上所遵循的都是洛克所奠定的这个财产权原则，因此，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现代国家都可以被称为财产共和国。
在他们看来，现代共和国的定义实际上是奠基于财产权之上的，“但是当今对现代共和主义的具体定义脱颖而出：这种共和主义是奠基于财治和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原则之上的，这就排除或者支配了那些没有财产的人”
②。
不仅定义如此，现代国家建立的现实历史也确证了这一定义，“三场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英国的、美国的以及法国的——在各自的进程中都展示了财产共和国的出现和强化”
①。
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政治不是一个自主性的领域，而是完全沉浸在经济和法律结构中的，资本的权力逐渐和法律的权力媾和在一起，形成了“财产共和国”
。
一旦去研究国家主权背后的经济和法律结构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实际上在这里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依然是财产权，无论是在美国的建立过程中，还是在法国大革命中，人们最终确立的都是一套保障财产权的制度法律体系，“财产的概念以及对财产的保护，依然是现代政治构造的基础。
从这个意义来说，从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直到今天，共和国一直是财产的共和国”
②。
“财产共和国”
的诞生意味着资本统治权正式形成。
这是因为，在财产共和国中，资本的权力已经突破了经济权力的界限，成为政治权力；并且这种权力已经获得了合法性和普遍性的外衣，成为社会的普遍权力。
财产共和国具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财产共和国是建立在财产权基础上的现代国家，它维护的是私人财产权；第二，财产权力不仅侵蚀政治权力，而且其本身也转化为政治权力；第三，财产权力通过选举权和立法权，和法律媾和，成为一种资本统治权。
现代社会的全部权力都是在作为“经济权力”
的资本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
在现代社会，资本统治权已经成为整个社会权力场的核心。
从历时态的角度来讲，资本统治权经历了从资本的购买力、资本的支配力，一直到资本的规训力的演变，但资本的这三种权力并不仅仅是历时态的，它们还是同时态的。
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中，资本的购买力、支配力和规训力交织在一起共同统治着现时代的人们，现代社会就是市场社会、资产阶级社会和法治共和国的“三位一体”
，共同构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利维坦”
。
人类出于保存自身的目的达成契约，从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在社会状态下人们为了解决纠纷，需要找到一个所谓的公正裁判者，这就意味着人们必然会受到政治统治权的规训。
人类不可能从社会状态退回到自然状态，因此所能找到的唯一的可行性方法就是驯服政治统治权。
整个近代哲学所做的工作都是在驯服政治统治权。
正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开篇处所提出的原则一样，“我要根据人类的实际情况和法律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探讨，看是否能在社会秩序中找到某种合法的和妥当的政府行为的规则”
①。
其目的在于“以便使正义与功利不至于互相分离”
②。
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来，资本的权力日益成为整个社会权力的核心，一方面资本的权力影响和控制政治权力；另一方面资本的权力和法律媾和，直接转变成政治权力。
资本统治权开始代替政治统治权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权权力。
基于以上这一转变，政治哲学的主体也应发生相应的改变。
如果说近现代政治哲学的主题是驯服政治统治权的话，那么，驯服资本统治权理应成为当代政治哲学的重大研究课题。
统治权本身是不可取消的，贸然取消统治权非但不会为人类带来更好的生活，反而会损害人所享有的自然权利，与此同时，试图退回到过去的思路也是行不通的，这决定了我们不能取消统治权，不能退回古代社会，而是要驯服统治权。
在驯服政治统治权的过程中，近代政治哲学家们所使用的主要是制度武器，即通过一套合理而有效的政治制度建构来实现对统治权的规训与合理规划，使政治统治权能够不与人类的幸福和自由相背离。
根据人类历史上驯服政治统治权的经验，我们既不能退回，也无法退回到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状态中去，也不能彻底取消资本，因为我们不能放弃现代社会经济甚至整个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我们只能走驯服和限制的道路。
如果我们所驯服的对象是资本统治权的话，那么，究竟能否通过一套政治制度建构来打破资本逻辑的统治就成为我们需要思考和解决的理论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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