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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正在进入一种探究它、打算它和重新编排它的权力机制。
这种围绕肉体建立起来的规训权力，其实质就是肉体人的“政治解剖学”
，也是一种“权力力学”
。
对规训权力而言，这是一种对肉体的创生与筹划、提高与生产，它使人体驯顺有效甚至趋向某种极限，并意味着效率的提高、社会的进步和个人的创生。
18世纪末的调节生命的技术，不再仅仅关注个体性的肉体，而是将对生命的责任延伸至集体性的人口。
它通过概率统计、确定最低限度的平均率，满足正常运行和自由流通的必要条件，进而考虑全部人口的整体正常曲线，并从总体上确保人口的安全进而优化生活状态。
这是一种调节机制，也是一种安全机制。
对生命主体而言，人口作为某种常数被置于生命权力的展布之中，它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呈现为一种生物学或统计学类型的联系，这意味着整体生命的安全和健康蕴含着在生物学或统计学的意义上对部分人口的消灭。
就权力机制而言，它以所谓的生物学或统计学意义上的合理调控手段为整体性的生命主体的安全、自由和健康创设条件。
如果我们把“使人活”
或“负担生命责任”
的生命权力称为生命政治的话，那么无论是惩戒肉体还是调节生命的权力技术，从福柯的论述中可知，权力形式和生命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始终是贯穿生命政治学的一条最为核心的主线。
沿着这条主线，我们可以看到生命政治学的逻辑演进与理论嬗变。
尽管福柯一再强调“我们不应再从消极方面来描述权力的影响，如把它说成是‘排斥’‘压制’‘审查’‘分离’‘掩饰’‘隐瞒’的。
实际上，权力能够生产”
①，但权力对个人的规范与生产，以及权力对人口的保障与调节，无不充斥着权力对主体的筹划与治理。
这里布展出两条研究路径。
其一，侧重于政治权力对生命筹划与宰制的消极生命政治的研究取向。
它是生命政治学发展的主导路径，在阿甘本“法律—法律之例外”
结构性视角的考察中发挥到极致。
阿甘本将政治权力和生命主体的关系阐释为“至高权力和**生命”
之间的关系。
**生命（barelife）是没有政治生命的人，不被政治和法律所保护的人，如难民、被除去国籍之人等，他们被置于法之悬置状态中，可以被至高权力随时征用。
其二，凸显生产性、强调主体创生的积极的生命政治研究脉络。
它在奈格里对非物质生产形式的考察中得到进一步阐发。
奈格里将政治权力和生命主体之间的关系延伸为诸众（multitude）反抗资本权力的腐蚀并寻求主体性生产的另类模式。
诸众是反抗资本权力或政治权力的同一性（identity）筹划，并致力于彰显奇异性（singularity）或杂多性（multiplicity）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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