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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方面的技术不是围绕肉体，而是作用于生命；这种技术集中纯粹属于人口的大众的后果，它试图控制可能在活着的大众中产生的一系列偶然事件；它试图控制（可能改变）其概率，无论如何要补偿其后果。
这种技术的目标不是个人的训练，而是通过总体的平衡，达到某种生理常数的稳定：相对于内在危险的整体安全。”
②其实，两种权力技术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在某种意义上是重叠的。
“调节生命”
权力技术的运行在表面上显得极具合理性，它不再以谋求控制人，而是谋求保障人的整体安全。
“惩戒肉体”
和“调节生命”
形成了两个不同的系列：“肉体系列一人体—惩戒一机关；和人口系列一生物学过程—调节机制—国家。
制度机关的整体：如果你们同意，即制度的惩戒机关，另一边是生物和国家的整体：国家进行的生命调节。”
①“惩戒肉体”
的技术将人作为“肉体”
来规训，而调节生命的技术则将人作为抽象的人口来对待。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是通过“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
的概念，来调节总体的平衡，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整体安全的。
这种生命调节实质上遵循的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优胜劣汰”
的丛林竞争法则。
马克思把工人阶级分为“现役军”
和“后备军”
，产业后备军就是过剩人口的相对量。
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
马克思将之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
资本积累的力量越大，资本增长的规模和能力就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就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
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现役劳动军的压力也就越大，作为现役劳动军的就业工人就越容易被规训。
“工人阶级中就业部分的过度劳动，扩大了它的后备军的队伍，而后者通过竞争加在就业工人身上的增大的压力，又反过来迫使就业工人不得不从事过度劳动和听从资本的摆布。”
②一旦就业工人反对过度劳动，不听从资本摆布，他们就立即会被产业后备军所取代。
过剩人口看似游离在资本的控制之外，而实际上它随时可能被吸收，并且它成为规训现役劳动军最为有效的潜在手段。
“过剩的工人人口是积累或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财富发展的必然产物，但是这种过剩人口反过来又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甚至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
过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一支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它绝对地从属于资本，就好像它是由资本出钱养大的一样。”
①无论是现役劳动军，还是产业后备军都从属于资本，在两者动态平衡中，维护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平衡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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