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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间，其中的关键是一个没有法律的法律效力，处于一个模糊、不确定、临界的边缘。
“例外状态既非外在亦非内在于法的秩序，而它的定义问题正关系着一个门槛，或是一个无法区分的地带，其中内与外并非相互排除，而是相互无法确定。”
①阿甘本的“例外状态”
指的是法之例外或法之悬置，对我们分析“工厂”
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阿甘本指出：“例外就不只是单纯的排斥，而是一种包涵性排斥（inclusiveex），是一种字面意义上的ex-ceptio:外部的把握。”
②例外状态作为一个无法区分的模糊地带，所表征的正是“工厂”
的存在状态。
资本主义正是利用“工厂”
这种例外状态使其发挥作用并同时对工人进行规训与治理，这正是阿甘本意义上的“包涵性排斥”
。
例外状态作为一种包涵性排斥其实质是一种例外状态常态化。
无论是包涵性排斥，还是例外状态常态化，都意味着工厂作为例外状态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秩序的权力装置。
马克思对工厂立法的后果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指出：“如果说，作为工人阶级的身体和精神的保护手段的工厂立法的普遍化已经不可避免，那么，另一方面，正如前面讲到的，这种普遍化使小规模的分散的劳动过程向大的社会规模的结合的劳动过程的转化也普遍化和加速起来，从而使资本的积累和工厂制度的独占统治也普遍化和加速起来。
它破坏一切还部分地掩盖着资本统治的陈旧的过渡的形式，而代之以直接的、无掩饰的资本统治。
这样，它也就使反对这种统治的直接斗争普遍化。
它迫使单个的工场实行划一性、规则性、秩序和节约，同时，它又通过对工作日的限制和规定所造成的对技术的巨大刺激而加重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灾难，提高劳动强度并扩大机器与工人的竞争。
它在消灭小生产和家庭劳动的领域的同时，也消灭了‘过剩人口’的最后避难所，从而消灭了整个社会机制的迄今为止的安全阀。
它在使生产过程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结合成熟的同时，也使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形式的矛盾和对抗成熟起来，因此也同时使新社会的形成要素和旧社会的变革要素成熟起来。”
①
在马克思看来工厂立法的普遍化具有两大后果：第一，直接的、无掩饰的资本统治得以形成；第二，由于消灭了“过剩人口”
的最后避难所，使新社会的形成要素和旧社会的变革要素成熟起来。
毫无疑问，马克思的这两个判断都是成立的。
但是，在管控和监视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即使资本主义形式的矛盾和对抗成熟起来，即使新社会的形成要素和旧社会的变革要素成熟起来，也无法摆脱资本主义的管控。
工作环境、扁平化管理、创新性团队，这些都是资本家所营造的一种“工作主义景观”
，这些都是幻象，但可以给劳动者一种“伪自由感”
“伪阶级晋升感”
，就像买了一个奢侈品的包就感觉自己身份提高了一样。
所以现在精神上的“小布尔乔亚”
这么多也不是没有原因的，从生产工作到消费生活，全都是这种“景观洗脑”
。
在封建社会中，虽然农民也遭受着剥削与压迫，但是农业生产中农民永远会对其工作有着自主性，也需要相当的知识和技能；但是工业社会的产业工人，对自己工作没有太多自主权，大部分只需要在流水线上做好重复的工作。
于是，这样一种工作成为“某种外在的疏离的东西”
，让劳动者产生剥离感和自主性的丧失，造成精神上的痛苦，进一步对工作甚至于整个工业生产都抱有一种冷漠乃至于厌恶的态度。
工厂本质上应该是中性的，就像技术的进步是中性的一样。
一个调整生产关系，一个发展生产力，本质都是为了社会的发展与人类的进步。
那么为什么工厂反而成了压迫、监视、剥削劳动者的权力装置呢?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生产体制中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天然不平等，所以无论技术的进步还是管理学的应用，都变成了主张压迫、剥削与两极分化的手段。
虽然管理学和技术进步都是“中性”
的，但是在资本主义剥削体制下，它们都成了助长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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