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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差的印象，诸如在公共场合一些不文明的习惯等等，其实这背后有着深刻的文化传统上的原因，是文化的因素，其实和个人品行说不上有多大关系。
蔡元培在西学中深深地浸**过，在他看来，西学固然有强大的现实生命力，但绝对无法因之全盘否认为东学的价值。
弥补德育的不足是蔡元培念兹在兹的事情。
当然，蔡元培这样挽救时弊的做法能起到多大作用就很难讲了。
私德的培养无法用强制手段，只能靠教化和熏陶，虽然它很可能影响一个人一生的事业和命运，乃至于影响到社会。
蔡元培的诸多想法和做法，其苦心可为一叹。
蔡元培还很注重校园风气中的细节。
傅斯年曾回忆说：“蔡先生到北大第一年中，有个同学，长成一副小官僚的面孔，又做些不满人意的事，于是同学某某在西斋壁上贴了一张‘讨伐’的告示。
两天之内，满墙上出了无穷的匿名文件，把这个同学骂了个‘不亦乐乎’。
其中也有我的一件，因为我也极讨厌此人……”
结果这么一件和文化、学术建设无关的小事，居然被蔡元培给注意到了。
傅斯年回忆：“过了几天，蔡先生在一大会中常说，最后说到此事，大意是说：‘诸位在墙壁上攻击某某君的事，是不合做人道理的。
诸君对某君有不满，可以规劝，这是同学的友谊。
若以为不可规劝，尽可对学校当局，这才是正当的办法。
至于匿名揭帖，受之者纵有过，也决不易改悔，而施之者则为丧失品性之开端。
凡作此事者，以后都要痛改前非，否则这种行动，必是品性沉沦之渐。
……从此做事，决不匿名，决不推自己的责任。
’”
蔡元培这样一番像慈父训导不懂事孩子般的话讲了之后，北大校园里类似的种种匿名壁报就慢慢绝了迹。
有一次，为纪念北大建校二十五周年，校方在大礼堂举行了一场音乐会。
到了晚上8点音乐会将要开幕时，礼堂的秩序发生了混乱，原因是礼堂里的一部分座位被无票的学生占领了，而有票的学生反而进不来。
蔡元培也在场，他站了起来，和蔼地说，“这次音乐传习所第一次公开演奏，在广大的场所中因为收不住音，仿佛是不甚相宜，所以定在这个视觉中演奏，不能普遍的发给入门券，是因为会场小的缘故。
我们这里是北京大学的礼堂，不是沙场，我劝没有入门券而进会场的人要一律退出，出去告知外面没有持券的也一律退去，让有券的可以进来”
。
蔡元培这番入情入理的话之后，接下来发生的场景，可从一位北大的校友多年后的深情回忆中看到：“蔡先生说完这些话之后站在台上，只听见台下一阵鼓掌声，有一百多位没有持券的人都站起来，依着次序陆续地出去，大家静悄悄的。
蔡先生还站在台上，含着微笑点首。
我座位的周围是空虚而且寂静，眼看没有券的人一个个的退去，有券的一个个的进来，第二院中还是那么静穆和严肃，音乐演奏会还是按时开幕。
我鼻子一酸，含在眼眶里的泪跟着蔡先生的微笑一齐出来，我不知道巍然在我前面的是高山呢还是大海。”
[48]
1922年，蔡元培以北大校长的身份赴欧美参观调查。
这时，学生冯友兰正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就读。
纽约的北大同学会听说蔡元培要从伦敦到纽约，就组织了一个接待委员会，冯友兰也是委员之一。
同学们到纽约的码头上迎接，只见56岁的蔡元培一个随从也没带，独自下了船。
蔡元培住在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小旅馆内，和同学们在一起，一些生活上的事务都由接待委员会经理负责。
中国留学生们为蔡元培开了一个欢迎会，会场设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大教室内，教室里座无虚席。
冯友兰见到，蔡元培一进会场的门，在座的人呼的一声都站起来了，动作整齐划一，好像是听到了口令一般的不约而同。
一个在哥伦比亚大学进修的学者见到这副景象公开说：“我算是真佩服蔡先生了。
北大的同学都很高傲，怎么到了蔡先生面前都成了小学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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