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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对钱穆的《向歆父子年谱》的考据谨严，折合今古家法，十分佩服，遂常常在课堂上对学生们做义务宣传。
但他对钱穆、冯友兰、顾颉刚等人关于老子和《老子》一书时代的争论，在课堂上则大肆抨击，而这并不影响学人之间的友谊。
“胡适是一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
举一小事，胡适一次会议前声明要提前退席，会上忽而有人谈到《水经注》，胡适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擞，眉飞色舞，口若悬河起来，乃至忘了提早退席这件事。”
[40]北大学者季羡林曾这样回忆胡适的作风。
特立独行的国学大家辜鸿铭就不买胡适的账，他认为胡适号称治哲学史，但却既不懂德文，又不懂拉丁文，简直是硬充门面、画虎成猫、误人子弟。
而章太炎的高足黄侃也看不起留美的洋博士胡适。
但这可不是唯一让他看不上的人，黄侃在上课的时候骂起同门师弟钱玄同来也照样毫不留情，以至于两人同时上课，因教室相邻，钱玄同这边听得字字入耳，连下面听课的学生都忍不住好笑，但钱玄同站在讲堂上若无其事。
当年就曾在下面听课的王昆仑回忆说：“教文字学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新派钱玄同；一位是老派黄侃。
我选的是钱玄同的课。
一天，我正在课堂上听钱老师的课，不料对面教室正在讲课的黄侃大声地骂起钱玄同来了。
钱听了也满不在乎，照样讲课。
后来，我既听钱玄同的课，也听黄侃的课，以便两相对照。”
陈独秀曾在《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称赞蔡元培“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自由思想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
。
其实，陈独秀应该尤其感谢蔡元培对他的爱护和包容。
这位为呼吁科学与民主的新文化运动急先锋行事风格圭角毕露、锋芒侵人，个人生活上也是放浪形骸、不检细行，往往他的敌对者以攻讦的口实。
陈独秀曾去当时北京的红灯区“八大胡同”
消遣，有时闹到被妓女控告、被警察局传讯、被小报大肆渲染，成为轰动社会的丑闻。
运笔如枪的陈独秀，若没有蔡元培为他屡次三番解围，恐怕早就被赶出北大了。
难得的是，蔡元培自己是北大进德会的模范会员，“不嫖，不赌，不纳妾”
这三条他绝对遵守了，但蔡元培并不以自己的道德标尺去苛求他人。
蔡元培对陈独秀之爱护并不是毫无原则，而实在因为在蔡元培看来后者是难得的人才、有益国家，其言论主张值得同情、支持。
这时的北大创办才仅仅20多年，得益于蔡元培的“十六字办学方针”
，北大已迅速跻身于当时世界一流的大学。
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令人骄羡的成绩，例如物理专业，由于一批从海外学成归来的教授们的殚精竭虑，北大预科的物理水平已与美国哈佛大学一年级水平相当，北大物理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水平也处在美国学士与硕士之间。
学科改革——“道”
和“术”
的纠偏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这是上个世纪之交在中国学界广为人知的口号，乃至到了今天还余音犹在。
这个口号的提出者，是最先接受了西方新学的中国知识分子，而他们不可避免受到西学思维的影响，才提出这样一个命题，力图为东西思想做一个合理的定位。
问题在于，他们口中所谓的“中学”
本质上侧重于“道”
，换言之，注重的是世界观方面、修身方面、做人的伦理，而他们所理解的“西学”
，注重的是“术”
，注重做事的方式、科技的革新。
一个是超越的，一个是现实的，可以说，这完全是两个层面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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