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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10月，光华大学校长胡适发起批判和抵制党化教育。
1928年3月，胡适、梁实秋、闻一多等人在上海创办《新月》杂志，其《人权论集》直指国民党的“训政”
。
他们较早意识到了党化教育的危害，要求恢复公民教育。
到了1929 年，胡适在中国公学的演讲中曾说过这样的话：“（现在我们）可以否认上帝的存在，但不能批评孙中山。
我们可以不上教堂守礼拜，但不能不读总理遗嘱，也不能不参加每周孙中山的纪念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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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一方面继续倡导自由化教育，一方面也被迫向国民党妥协。
于是，1928年5月在蔡元培的倡导下，国民党把“党化教育”
改名为“三民主义教育”
，部分恢复了公民教育、精英治校、教育家管理教育的自由化教育，但国民党对学校的控制作用没有改变。
1928年9月15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命全国学校增加党义课。
此后，北伐战争打到哪里，课程就开到哪里。
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课程计划规定，党义是高等及初、中等学校全体学生的必修课。
国民党开始收敛北洋政府的“放任态度”
，实行“严格主义”
政策。
1930年12月，蒋介石以行政院长兼教育部长身份发布命令，针对此前青年学生积极参与自由民主运动，禁止学生罢课和举行游行集会，要求学生埋头功课，不问政治。
1932年，国民党将党义课改名为公民课，而党义课实质未变。
1934年，国民党颁布《大学组织法》，彻底取消教授治校制度。
总的来说，党化教育是国民党革命时期的一种非常措施。
国民党正式执政时期，由于遭到具有科学和民主意识的自由知识分子的强烈抵制，例如蔡元培等就坚决抵制“党的孩子”
教育，因而在党化教育中也插有公民教育的内容。
1938年2月4日，根据抗日战争的需要，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常委会第35次会议通过了《总理纪念周条例》，规定内容有：唱国民党党歌、向党旗及孙中山遗像三鞠躬、主席恭读全体跟读总理遗嘱、宣读党员守则，等等，对纪念活动不力的人或单位处分很严厉。
这个时期，由于大多数知识分子以抗战大局为重，抛开各自成见，基本停止了对党化教育的抵抗。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相继新建立了10多个国立师范学校，以培养人才所需要的师资，以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
在中等师范学校里，始终坚持三民主义信仰和党史教育，也插入公民教育的内容。
194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布训令，责令包括国立师范学校在内的国内中小学教师一律入党，加强了党对中小学教育的全面控制。
幸运的是，没有要求大学教授入党，这是基于大学教授多元化、自由化和教授们的顽强抵抗。
同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又发布了关于在学校内悬挂“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八字匾额的训令。
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促进宪政实施之各种必要措施案》，其中就有今后“各级学校以内不设党部”
一条，被认为是国民党决心终止党化教育的开始。
但是，由于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利，转守台湾后，又曾企图靠党化教育巩固“复兴基地”
，要求学生研读“总理遗教”
“总统训词”
“总裁言论”
“三民主义”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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