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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潮的影响，校长蔡元培的去留引起了当局和校方的争议。
北大教授们在红楼开会，主题就是挽留蔡元培校长。
会上大家纷纷表示赞成，只是具体怎么交涉还需要讨论。
大家都表示了自己的看法，这时辜鸿铭表达自己的意见，主张积极挽留校长，但他的理由和别人不一样。
辜鸿铭的理由是：“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非得挽留不可。”
这么一说就显得滑稽了，好在大家的立场和意见一致，才没人与他抬杠。
话虽然滑稽，但是在性情的辜鸿铭看来，蔡元培就是那种内圣而外王式的人，是他绝对值得效忠的圣人，值得他发自内心报以崇敬和喜爱。
设想换一个人当这个学校的“皇帝”
，辜鸿铭非撇嘴不可。
1923年1月，蔡元培因教育总长彭允彝克扣教育经费，愤而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重赴欧洲。
辜鸿铭与蔡元培同进退，随即也辞去北大教职。
教育家胡元曾用八个字形容蔡元培：“有所不为，无所不容。”
“有所不为”
意味着非义则不取、行正；“无所不容”
意味着兼收并蓄、广大。
蔡元培是对事有主张、对人无成见的长者，一生从善如流，却未尝疾恶如仇。
也难怪他能得到辜鸿铭这样的人物的敬重。
在一般人眼里，处事“超然”
的蔡元培平日里在大家的集会之中，其言讷讷，但与人交接则侃侃如也。
蔡元培最爱谈论的话题不是时事政治，而是教育、思想和文化。
无论当教育部部长也好，当北大校长也好，当大学院院长也好，当“中央研究院院长”
也好，蔡元培给人们的印象是偏于理想，始终只负责确立宗旨，制订方针，并不羁縻于行政。
很显然，蔡元培还有一个长处，就在于慧眼识人。
蔡元培总能给自己的事件擢选到好的帮手，如范源濂、蒋梦麟、杨杏佛、丁文江，都是偏于实践的干练之才，为他很好地打理了实际事务。
蔡元培无为而治，治绩却有目共睹，原因只有一个：那些大名鼎鼎的学者无不发自内心地敬重蔡元培，乐于为他效命，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最大的。
1940年，蔡元培在香港逝世，全国哀挽。
蒋梦麟的挽联是“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
，而他的老朋友吴稚晖送的挽联是“平生无缺德，举世失完人”
。
这样的推崇、这样的评价在中国社会里，绝非随便可以予人的。
中国社会中向来不但用事业，而且注重用私德评价一个人，有时求全责备乃至于到了苛刻的程度。
传统意义上的完人必须立言、立德、立功，三者缺一不可，不仅要在公共事务方面恪尽责任，大有建树，而且在个人私德方面也不能留下任何瑕疵，而在大家看来，蔡元培是近代社会中罕有的符合这些标准的士林典范。
林语堂在《想念蔡元培》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论资格，他是我们的长辈；论思想精神，他也许比我们年轻；论著作，北大教授很多人比他多；论启发中国新文化的功劳，他比任何人大。”
是的，蔡元培的主要著作有《石头记索隐》《教授法原理》《中国伦理学史》《美育实施的方法》和《华工学校讲义》，算不上著作等身，也算不上学问精深，但在近代的知识分子学人眼中，他是一位真正的大师。
培养人才，引领风气，为国家种下读书、爱国、革命的种子，近百年间，蔡元培的功力和成就无人可及。
正如傅斯年在《我所景仰的蔡元培之风格》一文中所说，“蔡元培实在代表两种伟大的文化，一是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是法兰西革命中标揭自由、平等、博爱之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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