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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也不觉得有丝毫尴尬。
蔡元培曾言：“人人应该以服务为目的，而不以夺取为目的。”
他要用他的方式服务于社会。
蔡元培不惮烦劳为青年人写推荐信，除了爱惜人才，也因为他有一个定见：“希望在中年人青年人身上。
为这些人挺身请命，披荆斩棘，是老年人的义务！”
金刚怒目的“好好先生”
由于蔡元培在民国政坛上经常保持一种“超然”
姿态，导致他得了一个“好好先生”
的名号。
但这绝不意味着蔡元培真的是一个毫无原则、四面逢迎讨好的老好人。
林语堂说，“蔡先生软中带硬，外圆内方，其可不计较者他不计较，大处出入却不肯含糊”
。
又说，“他有临大节凛然不可犯之处，他的是非心极明”
。
人所共知，蔡元培总是热心地推荐北大学生求职，但绝非无原则。
1930年秋，国民党某省政府改组，一位北大同学请蔡元培向蒋介石推荐他，并托老同学联名致电蔡元培促成此事。
蔡元培的回电只有一句话：“我不长‘朕即国家’者之焰。”
蔡元培最犀利的武器就是“不合作”
。
柔是他的外表与风度，内心却是刚劲不挠的气概，这大概就是频频辞职的原因了。
辛亥革命后，蔡元培因不满袁世凯的专制，辞去教育总长职务，袁世凯说，“我代表四万万人坚留总长！”
蔡元培则说：“元培亦对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
在五四运动中，人们为凡尔赛会议上列强出卖中国山东利益的消息所激怒。
在一次商讨对策的集会上，一些人言辞激烈、喧声冲天，但蔡元培在一旁深沉地说：“我们这样抗议，有什么用处？应该全体总辞职。”
结果他马上辞职，当晚就一个人坐火车南下了。
“五四”
以后，中国的大学内，学潮蔚然成风。
1922年10月，北大学生拒绝缴纳讲义费，并引发风波，很多人冲击到了校长室。
一群学生群情激昂，领头的学生冯省三大呼：“我们打进（校长室）去，把他们围起来，把这事解决了！”
“到会计科把讲义券烧了！”
结果蔡元培听到了，应声挺身而出厉声问道：“你们闹什么？”
为首的学生说：“沈士远主张征收讲义费，故来找他理论。”
蔡元培说：“收讲义费是校务会议决定的，我是校长，有理由尽管对我说，与沈先生无关。”
一群学生这时仍喊着要找沈士远。
蔡元培大声说：“我是从手枪炸弹中历练出来的，你们如有手枪炸弹尽不妨拿出来对付我，我在维持校规的大前提下，绝对不会畏缩退步！”
蔡元培对这场风潮深感恼火和痛心，他当天就写下辞呈离开北大，总务长蒋梦麟、代总务长沈士远、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等亦分别刊登启事，宣布“随同蔡校长辞职，即日离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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