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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岁时，蔡元培对“四书”
“五经”
等经典的学习已是轻车熟路，这是中国传统教育的基础必修课。
蔡元培本来是天资聪颖的孩子，加上勤奋进取，所以在学问方面进步很快。
他写古文时多用通假字、广引典故，很多词句普通人都读不懂，可老先生们却很欣赏。
想必蔡先生一定知道“回”
字的四种写法[1]，这在当时的读书人里可是好究博学的一种另类的表现。
上面提到私塾老师王懋修先生，不只是八股名家，在他的严格教导下，足以给学生们参加科举考试指一条明路。
像当时许多传统知识分子一样，王先生还深谙、推崇宋明理学，他经常满含感情地向学生们讲述当地先辈名儒刘宗周的故事。
刘宗周是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黄宗羲的恩师，人评其刚毅正直，因不满明奸魏忠贤乱政，回家乡绍兴创办书院讲学，影响很大，世称“蕺（ｊí）山老人”
。
后清兵攻陷浙江，刘宗周坚决不做清朝的官，绝食二十三天而死。
为表对刘宗周学问人品的钦仰，王懋修特把自己的书房取名“仰蕺山书房”
。
他在平日里常给学生们讲刘宗周的事迹，以之为士子的典范。
有时，他也给弟子们讲清初反清志士吕留良、曾静的故事。
吕留良（1629—1683）也是明末清初一位著名的学者，明亡后，他散家财以结志士，图谋复明。
事败后，誓不事清，居家开馆授徒，后削发为僧，始终保持士人的气节。
曾静（1679—1736）晚生于吕留良半个世纪，因读吕留良遗著，感其义节，秘密组织反清，事泄被清廷捕杀，清廷还将吕留良“剖棺戳尸”
，这成为清代的一件大案。
身为弟子的蔡元培，听了王懋修先生慷慨悲绝的讲述，感受到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忠君报国的感情，被一种孤高人格所感染。
后来他自谓“二十岁以前，最崇拜宋儒”
，即与王懋修的影响分不开。
其实，这也是中式传统教育的一大特色。
在中国的古代士人那里，学问、文章和道德、人品是不能分割的，本就是一体。
正所谓“言传而身教”
，为人师表、以身作则，用人格的熏陶来教育后生，本就是中国传统教育里的一大组成部分。
这种潜移默化式的教育，往往影响学子的一生。
这一点，我们从少年蔡元培的一些作为中就能看得出来。
“孝子贤孙”
这个词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似乎总有点儿贬义的意思在里面，用来形容那种愚忠和愚孝的人。
那是因为近几十年来中国的传统文化经历了一系列革命式、颠覆式的洗礼。
在传统社会里，“孝子贤孙”
这个词是一个十足的褒义词，蔡元培本人是这样的一个典范。
蔡元培的叔父辈大多经商，但他有一个六叔父，也是一个读书取仕的知识分子。
在传统的中国大家庭里，叔父宛然若父。
蔡元培幼时的读书启蒙也亏得这位叔父，长大后离家远游的科考历程也多是由六叔陪同。
蔡元培少年时候在叔父的指导下接触了不少古代的史书和其他名著，如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宋代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俞正燮的《癸巳类稿》与《癸巳存稿》、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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