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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举例,比如古代灿烂的希腊文化,正是吸收和消化了埃及、腓尼基诸古国的文化;而欧洲现代文化,才是由于吸收并消化了希腊、罗马、阿拉伯诸民族的文化,才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蔡元培反省认为,中国自秦汉以后因邻邦均蛮荒落后于中原文明,无可吸收借鉴者,这使中华文化陷于停滞之中。
自晋至唐、宋,因与印度文化相接触,致宋代哲学和文学美术各放异彩。
但自元代以来六百年,又几乎再没有新的文明营养可兹补充,致中华的文明日渐羸瘠。
他更指出,中国古代吸引印度文明的过程中,因不善于消化吸收,导致整个社会风气为宗教所熏染,以至于迷信滋彰直至今日。
到了今天,中国人学习欧洲文明,尤其要审慎,否则,“他日消化不良之弊,将视印度文明为尤甚”
。
这篇文章的原文是:
吸收者,消化之预备。
必择其可以消化者而始吸收之。
食肉者弃其骨,食果者弃其核,未有浑沦而吞之者也。
印度文明之输入也,其滋养果实为哲理,而埋蕴于宗教臭味之中。
吸收者浑沦而吞之,致酿成消化不良之疾。
钩稽哲理,如有宋诸儒,既不免拘牵门户之成见;而普通社会,为宗教臭味所熏习,迷信滋彰,至今为梗。
欧洲文明,以学术为中坚,本视印度为复杂;而附属品之不可消化者,亦随而多歧。
政潮之排**,金力之劫持,宗教之拘忌,率皆为思想自由之障碍。
使皆浑沦而吞之,则他日消化不良之弊,将视印度文明为尤甚。
审慎于吸收之始,毋为消化时代之障碍,此吾侪所当注意者也。
且既有吸收,即有消化,初不必别有所期待。
例如晋唐之间,虽为吸收印度文明时代,而其时《庄》《易》之演讲,建筑图画之革新,固已显其消化之能力,否则其吸收作用,必不能如是之博大也。
今之于欧洲文明,何独不然。
向使吾侪见彼此习俗之殊别,而不能推见其共通之公理,震新旧思想之冲突,而不能预为根本之调和,则臭味差池,即使强饮强食,其亦将出而哇之耳!
当吸收之始,即参以消化之作用,俾得减吸收时代之阻力,此亦吾人不可不注意者也。
[31]
1916年6月,袁世凯死了,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国内政治形势又是一番大大的改观。
此时,蔡元培的旧友范源濂、袁希涛分别出任了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和次长,电邀他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接电后即决定携眷归国。
黎元洪“知遇”
蔡元培
说到蔡元培到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就不得不提到时任大总统黎元洪。
黎元洪这个名字,是蔡元培在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的武昌兵变后才听说的。
民国初年的政坛上云波诡谲、过客匆匆,开国大都督、第二任总统黎元洪在这段历史上占据了重要一页。
黎元洪(1864—1928),湖北黄陂人。
年轻时加入清廷水师,甲午战争中其舰被日军击沉,黎元洪投海得生,遂不断升迁,后驻军湖北。
德、法军事观察家来汉考察时,黎元洪能以一口流利的英语与之交流。
英国记者埃德温·丁格尔采访他后写道:“黎元洪将军具有中国人特有的儒雅,用英语跟我谈话……他具有深邃的洞察力,这是一般军人所无法企及的。”
[32]
黎元洪多年来对所领部队中的革命党人的活动采取了宽容的态度,武昌起义的士兵就是来自他的部队。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他当选为副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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