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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在发言中讲了一个故事,说是一个人的朋友得到了神仙的法术,能点石成金。
这个朋友对这个人说:我能点石成金,你要多少金子,我都点给你。
这个人说:我不要金子,我只要你那根手指头。
全场哄然大笑。
蔡元培借这个故事恳切地对大家说,“诸位同学到国外留学,学一门专门知识,这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要得到那个手指头,那就是科学方法。
你们掌握了科学方法,将来回国后,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可以对中国做出贡献。”
他慈祥诚恳的气象和风趣的言语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蔡元培在北大的行事又可谓稳健和机智。
在男女同校的问题上,蔡元培的做法是,先让女生入校旁听,然后渐渐正式招收,并不向当时的教育部明文通报,以免碰钉子,乃至于闹到硬碰硬的地步。
蔡元培心明眼亮地看到,教育部的规定里并无禁止女生上大学的条款(当然,相关的规定都是他在教育总长任内制定的)。
等到反对者看到木已成舟,而且社会舆论越来越开明,偏向于赞同男女同校,反对者也就不作声了。
时人曾这样形容:斗士般的陈独秀打的是南拳,虎虎生威、且刚且猛,而蔡元培更是一个智士,擅长的是太极推手,于柔而无声中四两而拨千斤。
新文化运动的船长
用梁漱溟的话说:
所有陈胡以及各位先生任何一人的工作,蔡先生皆未必能作,然他们诸位若没有蔡先生,却不得聚拢在北大,更不得机会发抒。
……这毕竟是蔡先生独有的伟大,从而近二三十年中国新机运亦就不能不说蔡先生实开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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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的这段话,比较恰切地道出了蔡元培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首功,那就是,正是蔡元培给中国近代“五四”
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提供了阵地。
当年的北大,有著名的三只“兔子”
:蔡元培、陈独秀、胡适。
因为这三人都属兔,彼此之间相差12岁,被人称为“兔子党”
。
后来人们完全可以这样推论,假若陈独秀、胡适只有《新青年》这个作战的堡垒,而缺少北大这个向外发声的阵地,没有北大教授这个堂堂正正的身份,新文化运动就不可能具有高屋建瓴之势和摧枯拉朽之功。
假若蔡元培不崇尚法国革命的精神,不主张学术自由,不倡导“读书不忘爱国”
,五四运动就不会轰轰烈烈地开展。
新文化运动,顾名思义,是革除中国的旧文化,倡行新文化。
革除旧文化,就是“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
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提倡新文化,就是提倡民主与科学(旧称“德先生”
与“赛先生”
,即英文的Democrace)。
新文化运动总的旨趣可概括为:一、提倡民主,反对专制;二、提倡科学,反对迷信;三、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四、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在那时的新知识分子们看来,有了民主与科学这两样东西,中国就不愁翻不了身、强大不起来,相反,缺少这两样东西,国家则危在旦夕。
这个时候的新式知识分子们一提起“德先生”
与“赛先生”
这两个词就群情激奋、兴致高昂、不能自已。
1915年,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刊载文章,提倡“德先生”
与“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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