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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苦口婆心，劝汪精卫改变亲日立场，收敛亲日行为，表明严正态度，将抗战的国策确立不拔。
蔡元培说：“关于中日的事情，我们应该坚定，应该以大无畏的精神抵抗，只要我们抵抗，中国一定有出路。”
话未说完，大家看到了这一幕：激动的蔡元培眼泪夺眶而出滴到了酒杯中，他旋即端起那杯掺着泪水的酒，一饮而尽。
举座的人见一这情景，无不动容，汪精卫则如坐针毡，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尴尬之余只好顾左右而言他。
1936年4月16日，在中研院评议会第二次年会上，蔡元培作了《中央研究院进行工作大纲》的报告，他要求研究院所属各研究所加强与原料和生产问题有关的课题研究，以适应抗战的需要。
他说：
根据上次欧洲大战史之史实，吾人深知，凡科学发达之国家，皆可于应战时召集其国内作纯粹科学研究者，临时变作为国家军事技术服务之人，本院同人准备于如此机会之下，用其技术的能力，尽其国民的责任。
在准备过程中，本院之个人及集体，自当随时应政府之需求，贡献其技术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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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蔡元培兼任了诸多教育界的社会职务，如：中国公学董事长兼校董、上海法学院校董、上海美专校董兼主席、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上海市图书馆临时董事会董事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长兼董事、全国国语教育促进会会长、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监事、故宫博物院理事长、北平孔德学校校长、爱国女学主席董事兼校董、中华职业教育社评议员、南通学院校董、苏州振华女学校董……
香港的岁月
1937年11月27日，上海黄浦江边夜幕低垂。
一辆灰色轿车驶进江边法租界码头，车内下来一位一袭长衫、步履蹒跚的老者，这就是蔡元培。
他眺望黄浦江面繁星似的点点灯光，露出依依不舍之情。
随后，他在随行的搀扶下，登上了由上海开往香港的法国邮轮“珂拉密司”
号。
此前的1936年1月，蔡元培度过了他的七十寿辰，但他在工作上并不稍懈。
这一年，他除继续主持中央研究院的相关工作，并应邀到一些学校和文化团体演讲，还为他人的著述写下十余篇译文和文章。
1936年11月底，年事已高的蔡元陪因为劳累过度患上了严重的伤寒病，几近病危，经过医生全力救护，于1937年春终告痊愈。
不幸的是国难再度袭来。
这年的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日军开始全面侵华，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开始了。
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三个月后上海沦陷。
于是在11月，蔡元培由丁西林和妻弟周仁陪同，离开了生活多年的上海前往香港避难，并于29日抵港。
先期到达香港处理商务印书馆事务的王云五接待了蔡元培，安排他住进商务印书馆的临时宿舍。
一个月后，夫人周峻带着子女抵港，一家人团聚了，遂在香港九龙的柯士甸道156号租屋居住。
蔡元培在香港的最初生活，仰赖友人王云五的悉心安排。
王云五曾在20年代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东方图书馆馆长，后继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他曾因发明四角号码检索法和完成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而名噪一时。
王云五对于蔡元培无论是学识和人品都很仰慕，两人过从较密。
抗战爆发后商务印书馆迁到香港，王云五便常驻香港。
初到香港的蔡元培为了调养身心，在其家人和朋友的陪同下，游览了香港扯旗山、浅水湾等名胜风景地。
扯旗山里是香港地势最高处，一脉连绵起伏、青蓊叠翠的山脉沿海岛东北边缘隆起，向西逶迤而去。
蔡元培临峰绝顶，极目远眺，大自然美景尽收眼底。
来自维多利亚海湾的风轻轻拂面，让人不禁心旷神怡，这对蔡元培真是一种久违的感觉。
随后，他们又驱车前往港岛南端的著名浅水湾风景区。
这是一处天然港湾，风景优美、空气清新。
他们在浅水湾大酒店宽敞别致的室外走廊饮茶、小憩、观赏。
坐在走廊里舒适的藤椅上，大海一览无余，波澜壮阔，蔡元培不无动情地说：“这里确实令人喜欢，它贴海如此之近，可以聆听大海喘息的声音，饱览大海气势的恢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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