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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革命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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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时代的梁漱溟，除了思考人生问题外，还因中国问题的强烈刺激，使他对政治理论、革命与改良等当时中国知识界最关心的话题发生浓厚兴趣。
那时，梁漱溟较一般同学更方便地获得梁启超在日本编辑的《新民丛报》、《新小说》，以及立宪派稍后出版的《国风报》、革命派的《民报》等。
这些刊物，特别是梁启超的文字，深深吸引了梁漱溟的注意力，对其思想的形成与转变产生了莫大影响，使梁漱溟在阅读中获知许多近代思想和理念，相信梁启超等人为中国所开出的君主立宪处方，确实看到了中国问题的症结，是整治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
梁漱溟真诚相信梁启超的伟大与特异处，佩服梁启超的思想敏锐与行动果敢。
他认为，梁启超所鼓吹的国会制度、责任内阁、选举制度、预算制度、国库制度、审计制度，乃至银行、货币等问题，都是中国应该实行的优良制度，中国如果按照梁启超的规划进行改革，就必然能够像西方国家一样，建设成一个近代国家。
梁启超的政治设计方案深深感染着梁漱溟，如同中国传统士大夫期待成为“王者师”
一样，梁漱溟觉得这些方案才是现代知识人应该做的事情，才是创造历史、改写历史。
当是时，立宪运动原本是清政府主导的一场政治改革，然而不知何故，尚未被开释归国的梁启超一派却莫名其妙地成为这场运动的领导者。
这一事实使梁漱溟佩服得五体投地。
他此后在政治上的许多作为，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模仿梁启超的痕迹。
至于思想脉络、知识传承，更是梁漱溟后来并不隐讳的。
不过，近代中国的政治变动实在太快，在这如此快捷的政治变动中，聪敏如梁启超自然不能始终如一信守自己的政治信念，总是在追随世界潮流，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
这实在是政治偶像之大忌。
因此当梁启超已放弃旧观点转向新观点时，梁漱溟们依然在坚守着旧观念，久而久之，梁启超的这些“粉丝”
如何能够始终如一拥戴偶像，成为铁杆？
梁漱溟对梁启超的崇拜、信仰与追随并没有持续太久，他就转而走到梁启超的对立面，追随孙中山闹革命。
梁漱溟的这个转变固然有政治上的背景与原因，有清政府官僚体制病入膏育，整体性腐败日甚一日。
另外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他遇到了能说会道的革命党人甄元熙。
甄元熙，字亮甫，广东台山人。
作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甄元熙具有较为强烈的革命思想。
在梁漱溟十六七岁时，甄元熙带着发展革命力量的使命从南方考入顺天中学堂，并编入梁漱溟所在的班里。
甄元熙较梁漱溟年长二三岁，他们彼此都对时局格外关心，且在大的方向上比较一致，都倾向于中国社会改造、政治变革，只是在如何变革、如何改造上有所不同，因此他们很快成为好朋友。
梁漱溟从甄元熙那里读到由东京出版的《立宪派与革命派之论战》一书，书中收集了以梁启超为首的立宪党人和以胡汉民、汪精卫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两派论战文字。
梁漱溟认真研读了这些文字，仔细分析了两派理论上的是非得失，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动。
但由于他原来自觉倾心于梁启超的君主立宪主张，因而不可能在一夜间由立宪党人的追随者而遽然变成一个革命党人。
他只热心政治改造，而不同情于排满。
在政治改造上，梁漱溟又以为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政体为最理想的政治形态，否认君主国体、民主国体在政治改造上具有什么等差不同。
基于此种政治理念，梁漱溟转而指责民主国，以为不论是法国式的内阁制，抑或美国式的总统制，皆不如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显得完善、完美。
在政治改造运动上，梁漱溟认为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和方法，而其中最便捷、最有效的方法，莫如学习俄国虚无党人的暗杀办法。
政治暗杀一方面可以很有效，另一方面对社会层面的破坏性也不是很大，不会引起怎样的国际干涉。
甄元熙是绝对的共和主义者，他当然不能赞同梁漱溟的这些主张；而梁漱溟自幼年时代开始就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凡事都经过缜密思考，如果不能说服他，就很难使他改变主意。
于是他们二人为了相互说服，就仿照梁启超、汪精卫们在东京论战的样子，秘密为长文进行辩论，并设法各以文章示人，请人批评。
经过辩论，梁漱溟常常为甄元熙的革命**所感动，加上后来的事实教育了他，使他对君主立宪的主张彻底失望而转向革命。
当时的情况是，戊戌维新失败之后，清政府在革命党人武装起义以及群众自发反抗斗争的震撼下，不得不作出立宪姿态，于是国内一度蛰伏的立宪党人逐渐解除顾忌，重新议论起开国会、立宪法等问题，使立宪运动形成一股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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