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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翻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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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学术文化背景下，原来无心著述立说的梁漱溟实在忍不住了，不得不站出来将自己与众不同的思考贡献给国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参加了新文化运动中最重要的一场争论。
传统的说法总以为梁漱溟是站在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主流的对立面，是东方文化派即顽固守旧派的主将或代表人物。
梁漱溟个人从来不承认这一点，考诸梁漱溟思想的全部发展线索，也很容易看出这个传统判断把复杂的学术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似乎真如两军对垒。
在当时的文化论争中，最激进的莫如陈独秀等《新青年》一班人，他们有感于辛亥革命的失败而激烈抨击传统文化，集中批评孔子和传统道德，鼓吹全盘西化或全盘法兰西化或全盘俄化。
但是，陈独秀一班人往往困惑于西方学者的欧洲中心主义迷雾，以为西方文化具有自己的民族性，尤其是西方文化的不可推广性，因而主张把西方的一套全盘照抄。
同时，他们也习惯于中国知识分子以复古为旗帜而求革新的传统手法，以一种无以名状的逆反心理，不辨中国文化的民族性，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提出一些无法实行，至少是当时不可能立即实行的绝对化理论。
如陈独秀基于中国政治变革长时期不能实现不能健康发展的事实，而以为政治制度的改革是枝叶，中国的改革应该重新开辟新途径，抛弃或者暂时放弃戊戌以来在制度方面的努力，单刀直入地探寻、移植西方文化，接受民主与科学，以唤醒国人“最后之觉悟”
。
应该说，陈独秀等人确实看到了中国问题的症结，只是在解决的途径上过于激进，一方面必然引起反对派的竭力抵制，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使后来者更为激进，以致走上偏激的道路，使其主张更缺乏可操作性。
循陈独秀思路而发展出来的偏激主张，主要有陈序经。
他在《中国文化的出路》中就嫌陈独秀所要的西化只是民主与科学，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因此陈独秀所要的西化并不是全部的西化，陈独秀的贡献仅仅在于他根本否认中国一切的孔教化，并非主张全盘西化，因而是一种消极的主张。
在陈序经看来，积极的主张应是全部西化的功夫。
也就是说，要将西方文化视为一个整体，对于西方的一切，不论好的还是坏的，包括军国主义和金钱主义都应该毫不犹豫地引进。
陈序经强调，假使我们以为西方社会的军国主义和金钱主义产生了不少罪恶，所以要反对，那给西方社会带来无限好处的民主与科学也并不都是好东西，也曾同样制造出不少罪恶。
我们不会因为民主、科学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而拒绝它们，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因为军国主义、金钱主义存在某些问题而拒绝它们进入中国呢？我们要享受民主、科学带给人类的利益，就应该接受民主与科学发脾气时所带来的负面因素。
同样道理，我们可能会在接受军国主义、金钱主义时吃点亏，然而谁又知道我们不会因此而获得意外的收获呢？
文化作为一个整体，自然不是此方一厢情愿地在吸收彼方文化时，吸收其精华而拒斥其糟粕，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都是其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以及各要素间的高度统一，每一个精神文化都有其相应的物质文化作依托，而每一个物质文化也总不外乎有一种精神文化作为表现形式。
全盘西化论者有见于此而强调全盘引进西方文明，以改造乃至抛弃中国旧文化，虽过于偏激且缺乏可操作性，但并不是毫无可取之处，至少他们看到了文化的不可分割性。
然而，全盘西化论者过于偏激的主张严重挫伤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自尊心，不论在学术界还是在一般社会都只能引起反感，而无法获得国人共鸣。
从反感出发势必引起激烈的反对而走上另一极，使一些人仿佛是基于民族主义情绪，坚持中国文化不论其性质如何都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从而提出另外一种绝对化的主张。
在新文化运动中，真正代表东方文化参与论战的大概是杜亚泉。
杜亚泉说起来应该是近代中国对西方文明比较了解的一个人，他曾经担任过绍兴中西学堂的数学教习，而这个学堂的总监督就是中国近代教育的重要人物蔡元培。
1900年，杜亚泉到上海创办近代中国第一家私立科技大学“亚泉学馆”
，同时创办了近代中国最早的科学刊物《亚泉杂志》半月刊，致力于科技人才的培养和近代科学知识普及。
1904年，杜亚泉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主持编写近代科学方面的出版物，并主编当年颊负盛名的大型文化刊物《东方杂志》。
从这个简短经历看，杜亚泉应该是近代中国少数通晓西方近代科学知识的人，然而当新文化运动发生后，却是他在《东方杂志》以“伧父”
为笔名，连续发表张扬中国传统文化，坚守中国文化立场的论文，成为东西文化论战中东方文化一派的代表人物。
杜亚泉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目的不在于充分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着的物质资料和精神需要，而只是为了满足少数人生活上的无穷欲望，因而资本主义一个不易克服的问题就是生产过剩，竞争激烈，军备扩张，物质主义高扬，从而推动强权主义、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甚至是战争万能主义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丛林法则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惟一法则。
道德不道德的区别，不在于理而在于力，战争的责任归咎于强国凭陵，而诿罪于弱国的存在。
这些分析应该说是很有道理的，与马克思、列宁等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分析有异曲同工之妙。
基于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杜亚泉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主要在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冲突以及相应的思想观念，在于西方人在近代过于推崇的丛林法则和竞争思想，战争不仅摧毁了西方人建立的物质世界，而且摧毁了人们心中的美好信念。
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杜亚泉和严复、梁启超等人一样，力主中国人在向西方继续学习的同时不要忘记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根，不要忘记中国人千百年赖以存在发展的和平理想、中庸立场、仁义主张，以及重民本、重民生、均贫富、等贵贱等思想，不学习西方不足以救中国之贫弱，不能坚守中国文化立场全盘西化也不是中国的正确选择。
按照杜亚泉的想法，中国文化的未来选择，一方面要统整中国固有文明，其本由系统者则明之，其间有错出者则修正之；另一方面要尽力输入西洋学说，使其融汇于中国固有文明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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