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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相反，他承认西方近代民主政治制度与理念确有其合理与巧妙之处，确有足以使我们中国人不能不迷信的地方。
所谓合理是什么呢？在梁漱溟看来，第一层便是公众的事，大家都有参与作主的权利；第二层便是个人的事，大家都无干涉过问的权利。
前一项即所谓公民权，后一项即所谓个人自由权。
这种制度大概都有所谓宪法，所以又称立宪制度；在宪法里面惟一重要的事，就是关于这两项的规定。
如果以这种制度和旧制度去比较，其惟一特殊新异之点即在此。
至于这种制度的巧妙之处，梁漱溟认为，这种制度使你为善有余，为恶不足，人才各尽其用，不待人而后治。
这也就是后来邓小平所说的，一个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
所以在梁漱溟看来，西方近代所创造的制度，其结构之巧，实在是人类一大发明。
如果问这种制度的真正价值，则其远胜过旧制度者实在此。
西方近代民主政治制度的合理与巧妙毋庸置疑，然而一个最重要的事实毕竟是，中国人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一拨又一拨句西方学习的思潮与行动无不以失败而告终。
这其间的深层原因难道只是某种偶然的人为因素，抑或有更为复杂、尚未被人们所揭示所认知的人文环境和文化背景？如果说梁漱溟于此有所困惑和不解的话，那么他的困惑与不解实在说来也只是中国人近百年民族自救自强运动的必然反省与理性诉求。
中国人当此历史关口如果不能审慎反省既往道路的得与失，如果不能从大文化背景下寻求深层原因与出路，如果依然认为中国的出路只在于模仿和追求西方道路，那么中国势必有可能继续在这种政治文化的十字路口上徘徊。
仅仅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论梁漱溟探寻的结果是否正确，是否合乎中国实际，他能够敏锐预见并提出这一问题，便已充分显示其哲人睿智与具有前瞻性的理论价值。
西方近代政治制度既然如此合理与如此巧妙，既然近代以来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时，也是如此虔诚与认真，期望成功然而却不见成功，并且愈趋愈远，不仅没有成功反而一再召乱。
这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在梁漱溟看来，就是这种向西方学习的运动实在不是发自中国社会内部的真需要，故而中国大多数人对于这种政治制度则表示怀疑和拒绝。
怀疑与拒绝是深一层的看法，最浅而易见的是相当一部分中国人根本没有想要这个参政权、自由权，虽然这两个权利都是好东西，但中国人没有迫切需要，不是发自内心的需求，就是硬送给他，他也不愿接受。
即便真的需要他去投票，他只是糊弄了事。
天下事总要饿了才吃饭，渴了才饮茶，决不会因为饭香、茶好，不饿、不渴，也急于吃饭、喝茶。
一言以蔽之，梁漱溟认为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所以一败再败，最为深层的原因是中国社会发展并不需要西方近代民主政治，中国近代民主政治思潮与运动只是少数知识分子所作的“模仿运动”
。
这就是说，在少数作此运动者，亦非有真要求。
假使中西不交流不沟通，中国人自己发生自由的要求、参政的要求，方为真的。
而在当时，实在不过看见了外国的好，引起一种模仿的心理冲动。
这就是从外面引动，不是自动。
天下事是自动的，乃是真要求，乃有结果。
否则，多半无结果。
梁漱溟的道理不在其结论，而在其分析过程，在于他由过程而敏锐意识到中国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模仿运动”
之所以一败再败的根本原因不是中国人学习西方不彻底，而是中国人根本不需要，是中西社会文化物质与精神各层面都存在着根本性窒碍。
就物质层面言，梁漱溟认为至少有三个层面的重大差异制约了中国走上西方道路的可能性，决定了中国只能在西方近代“经典模式”
之外另外寻求一条通往现代化的“非经典模式”
：
一是中国人生活向来简陋，不独文盲极多，即或少数知识阶层也终日忙于维持其生活而极少闲暇预闻政治，遑论终日忙于生活的广大民众对政治极度冷漠。
在西方，古代雅典民主政治是因为社会划分为平民与奴隶两大阶级，生产的事由奴隶去做，遂使西方平民有闲暇预闻政治，并形成关心政治的传统。
至于欧洲近代民主政治，更是工业革命的直接后果。
而近代中国则不然。
由于内忧外患、天灾人祸交迫而至，人民最基本的温饱问题尚没有解决，生活极不安稳，吃了上顿没下顿，这样一群衣食无着的人，如何能形成一种势力来干预政治，反倒以其竞争饭碗而往往扰乱政治。
梁漱溟这种基于经济条件的民主政治主张，今日看来虽过于“古典”
，虽与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中国民智未开，不适宜于遽然实行民主政治的理想相吻合，但其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中国的实际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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