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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因时局变化，武汉反蒋，王平叔、黄艮庸先后秘密离开武汉回到北京。
他们复聚首于西郊大有庄，就这次新鲜而剧烈的经验更相切磋，数年往来于胸中的民族前途问题就此新经验后从容省思，遂使梁漱溟积闷夙癌，不期而一旦开悟消释，扫除了往昔怀疑的云翳，透露出坦达的自信，于一向所怀疑而未能遽然否认的“西洋把戏”
，现在亦断然否定了；于一向之所有见而未敢遽然自信的中国固有“立国之道”
，现在亦断然地予以相信了。
于所舍者断然看破了，于所取者断然不放过了。
梁漱溟终于在思想上为中国找到一条他自认为正确的道路了，那就是：第一步，毫不犹豫地抛弃自近代以来传入中国的那些“西洋把戏”
；第二步，毫不犹豫地重新认同中国自古以来圣圣相传的“立国之道”
，即以农业复兴作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
在梁漱溟看来，只有这样，中国民族前途才真正有希望，中国民族自救运动才算真正有了“最后觉悟”
。
必须指出的是，梁漱溟此时强调他寻找到的立国之道是以排斥“西洋把戏”
的重建乡土中国，其实这个说法太过绝对，也只是梁漱溟的一种表达方式而已。
事实上，梁漱溟困惑中国近代以来为什么想走上西方宪政的道路而不得，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社会基础不完备，不是发自内心的需要。
他指出，英国的宪政之所以成功、有效，是靠英国人民争取来的。
英国公民的公民权、参政权，对国事的参与过问权，都是英国人民自己要求争取来的。
自己不要求、不争取，是不能实现的。
在民众对民主对政治没有要求的情况下，靠赏赐靠命令都是不行的，一纸公文，没有用。
比如，中华民国宪法中规定了公民的一些权利，但不过是白纸写黑字，广大民众不懂这个权利，不需要这个权利。
选举时，让他们走几十里地去投票，他们很自然认为这是一个负担，是一种折磨，他们在内心深处并没有投票的冲动和投票的要求。
他们不去，没有时间，把选举权送给他们，他们还不要。
梁漱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感到要改造中国政治，就必须从基础做起。
国家宪政要以地方自治为基础，省也是地方，但是太大。
从基础做起，就要从最基层开始做，就要去开展乡村自治，一乡一村的地方自治。
一乡一村的自治做好了，宪政的基础也就有了。
至于乡村自治的具体做法，梁漱溟的设想是把农民首先组织起来搞合作社，由低级到高级，由小范围到大范围；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把它运用到生产和生活中去，进行农业改革和改良，进行农村各种建设事业，发展工业化农业，发展科技含量较高的农业。
梁漱溟指出，科学技术的运用和生活的提高是互为因果的关系，生产技术改革了，生产就会发展，也就使生活得到改善；生活改善了，对先进科学技术的要求也就更强烈了。
科学技术的运用和组织生产团体也是互为因果的两面，互相影响，互相促进。
运用新式科学技术，个人的力量不行，需要团体组织的力量。
有一个团体组织，才能引进一分科学技术；有一分科学技术，才能促进一个团体组织。
团体组织越大，能够引进和运用的科学技术就越先进、越多。
这样团体组织也会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梁漱溟还认为，经济上的合作组织和政治上的地方自治团体是相因而至的。
随着经济上合作组织的建立，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生活的改善，他们参与过问国事的要求和可能就增强了。
这样政治上的地方自治团体也就会发展起来。
总之，广袤的乡村重建了，复兴了，繁荣了，发达了，中国宪政的基础也就有了，全国就会有一个坚强稳固的基础，就可以建立一个进步的新中国。
梁漱溟关于乡村建设的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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