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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照进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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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时短暂的河南村治学院结束了。
这次试验之所以如此短命，并不是主持者的无能，而是因为军阀政治，是军阀互斗的牺牲品。
因此，只要新军阀政治格局形成，河南村治学院必将以某种新形式继续存在和发展，因为军阀政治不仅永远需要这种教育事业、文化事业、乡村自治事业上的点缀，而且中国社会进步与发展也确实需要重新检讨乡村建设的未来走向。
中原大战结束后，原来依附于冯玉祥的韩复架转而投靠了蒋介石，蒋介石出于分化瓦解地方军阀势力的政治需要，宣布调韩复集任山东省政府主席。
河南村治学院的创办虽然主要依靠于韩的老上司冯玉祥的“允准”
，但它毕竟是韩复集在河南省主席任内一件颇可引为点缀的光彩事业。
因此当他调离河南时，也就不能不对村治学院的未来前途有所安排，他试图利用旧有权威要求继任者刘峙予以维持，然而由于军阀政治的特殊性，他的这个目的当然很难达到，河南村治学院只好歇业。
河南村治学院停办后，学生们的活动并没有立即停止，王柄程在汲县发起成立了一个同学会，创办学校，继续致力于乡村改造与建设。
同学们没有忘记河南村治学院的培养，更没有忘记韩复集省长对学院的关照，所以同学会成立后，公推王光普、孟宪光两位代表全院毕业生赴济南拜见韩复集以申谢意。
而代院长梁耀祖亦须就学院停办及善后事宜向韩复集作一交代，于是他们三人同行。
韩复集听罢梁耀祖的介绍后，当即表示河南村治学院既已结束，欢迎他们来山东继续这个未竟事业。
这个建议事出突然，梁耀祖匆忙中表示要去北平与梁漱溟等人商量后再作答复。
早已回到北平主持《村治月刊》编辑事务的梁漱溟听罢介绍，欣然同意，他认为如果能在山东重新开办一个村治学院肯定是一件好事。
于是到了1931年初，梁漱溟、梁耀祖、王柄程等分别赶往济南，在那里与原在山东的朱经古、陈亚三、王子愚等反复商量如何在山东创办一个村治学院。
他们商量的结果，是接受梁漱溟的分析，不再延用“村治”
或“乡治”
名词而改称“乡村建设”
，并经韩复集同意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选定邹平县为实验区，梁耀祖任院长，孙则让任副院长，梁漱溟任研究部主任，他的学生陈亚三为训练部主任。
孙则让在河南村治学院担任过班主任，所以他又以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的身份兼训练部主任。
梁漱溟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创办之初并不负主要的和最高的行政责任，但由于其思想家性格与行为方式，他实际上依然是研究院的灵魂人物，办院原则与章程大都出自他的手笔，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他的思想和办学方法。
正如参与其事的朱秉国所回忆，梁漱溟好似莎士比亚，他是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这个剧本的执笔者，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是好是坏，既和演员以及其他种种条件有关系，也与这个剧本执笔人关系密切。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设立旨趣及办法与河南村治学院大同小异，大同处是都强调乡村建设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性，认为现代化的生长点与出发点不在都市，而在乡村；小异处在于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毕竟有了河南的经验与教训，所以在细节上更加注意，更加深刻。
在梁漱溟看来，乡村建设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惟一正确选择，然而这种选择无法依靠官方力量去完成。
乡村建设的真正力量不是来源于政府，而是来自民间，其能否成功的关键完全取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决心与勇气。
如果中国知识分子尚不觉醒，依然依附于军界政界谋饭碗，那么乡村建设毫无希望，中国民族命运极有可能到此终结。
假如中国知识分子觉悟到民族兴亡系于乡村建设或破坏，而其关键正在自家身上。
只看脚步所向，转移之间，局面可为之一变。
大家一齐回乡，同心合力振兴农业，就能够开出乡村建设新风气，造成乡村建设运动新潮流。
梁漱溟如此看重知识分子的觉醒与觉悟，这是他前此不曾如此明白表述过的。
这或许是因为他基于河南村治学院终归失败的教训，或许是因为他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切感受。
总之一句话，他似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看重过知识分子的胆识和伟力。
在前此关于乡村建设的讨论中，梁漱溟对各地乡村建设中的教育状况多有批评，但他似乎尚未详尽提出他的正面看法。
随着实践发展与问题的不断涌现，梁漱溟对乡村建设中的教育问题不能不有所思考。
他现在原则上认为，所谓乡村建设事项虽多，要可类归为三大方面：经济一面，政治一面，教育或文化一面。
虽分三面，实际不出乡村生活一回事；所以建设从何方入手，均可达于其他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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