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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国工具化与主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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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4月19日，梁漱溟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干部朱经古、黎涤玄、秦亦文、黄明等人的陪同下离开邹平，前往日本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考察。
此行目的，据梁漱溟自己说有二：一是他在国内从事乡村建设事业已有六七年，最近听说日本亦有它的农村问题，所以有农村经济更生的计划，这与梁漱溟在山东的工作很相似，颇可作他们的参考，所以愿意到日本各处参观访问。
第二个动机更为重要，就是想了解整个日本，特别是日本社会内部问题。
因为几年来中日关系持续恶化，纠纷不断，情形紧张，前途殊难预料，所以有了解日本的必要。
梁漱溟一直在思索的一个问题是，在中日两国持续不断的纠纷中，为什么日本处处占据主动的、积极的地位，而中国则处处站在被动的、应付的地位？这应该是两国各自社会内部构成不同所致。
日本的社会内部是让它可以主动，中国的社会内部是只能让它落于被动，故为观察中日的前途，并为深切了解这个问题起见，梁漱溟前往日本考察。
梁漱溟原本就不相信中日之间会很快开战，所以他对那些激进的抗日救亡运动一直不太热心，通过对日本的实地考察，他不仅觉得日本人在农村建设等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而且更加坚信他先前对中日关系的基本判断，以为日本内部矛盾固然严重，但仍可维持一个段落；从对外，尤其是对中国、俄国的关系来说，战争亦不可能很近，因为有许多症结使日本不肯也不敢轻于一试。
就形势说，日本是得不打且不打。
这就是梁漱溟对日本考察的结论。
基于这些感受与判断，梁漱溟回国之后一如既往地在山东从事乡村建设事业，以期为将来应付国际局势的变化做好必要的准备。
无奈，历史的发展从来不依其个人的善良愿望为转移，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中日两国的政治、军事摩擦越来越多，形势日趋紧张，特别是经过西安事变之后，国人的抗敌情绪也空前高涨，梁漱溟在这种情绪的感染下，政治主张略有调整，开始注意怎样积蓄力量以应付可能发生的事变。
1937年5月，梁漱溟应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屡次函电邀请入川考察，在为期一个月的盘桓中作了三十多次演讲，演讲的重点已经是“如何抗敌”
的问题，而不是像先前一样一味地强调乡村建设的重要性。
在川时，梁漱溟的老友、著名实业家卢作孚，老相识、平教会文学部主任陈筑山，适从庐山归来，代政府转致一份请帖，邀请梁漱溟务必于7月初至庐山参加由政府当局主持的在野人士谈话会，就大局问题进行磋商。
这是梁漱溟毕生第一次参加中央一级层面的政治活动，他自然将此看得比较重。
6月29日，梁漱溟一行出川，经武汉北上，7月2日抵达北平。
此时北平的局势已经非常紧张，谣言甚多，大有风雨欲来的感觉。
7月4日，梁漱溟离开北平南下，于津浦车中遇见胡适、林宰平，他们都应邀到庐山参加谈话会，梁漱溟告诉他们，自己回邹平一趟，随后亦到。
5日，梁漱溟在济南下车，折返邹平一视，两天后，日本军队在北平卢沟桥附近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中日之间的全面冲突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从此以后，原本计划潜心于乡村建设的梁漱溟毅然放弃以乡村建设为手段应付国际变局，并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努力的政治主张，果断地提出“放开眼，沉住气，运用全副精力，好生应付”
的政治主张，发誓不达民族解放之目的决不罢休，思索如何动员民众积极参加抗战。
很显然，梁漱溟的主张和先前已有“相当转变”
，此后八年间，梁漱溟欣然为民族抗战东奔西走，几乎从来没有休息过。
在邹平，梁漱溟只停留了三天，就返回济南，准备转赴庐山，参加国民政府组织的谈话会。
过济南时，梁漱溟找韩复集，说韩不在，他就找韩的秘书长张绍堂。
张与韩通了电话，韩要张以韩复集的名义给蒋介石写封信交给梁漱溟带去庐山，大意是说韩复集的部下将领有在庐山受训的，请蒋尽快让他们回来，以做好应战的准备。
再就是向蒋提出补充防空武器如高射炮等要求。
张在电话中还转告韩，刚刚收到北平市长秦德纯的来电，说局势趋于缓和，日本人表示愿意妥协，他们也不想扩大事态等。
韩听后在电话上笑了，并说这是日本人的缓兵之计，想借机调动力量；仗是一定要打的，日本人不拿下北平是不会罢休的。
7月10日，梁漱溟离济南去南京，准备转赴庐山。
可是由于卢沟桥战火已起，华北局势愈加紧张，庐山的谈话会不再开下去，梁漱溟遂于7月23日由南京返回济南。
韩复集要他带给蒋介石的信，梁漱溟在南京就交给了行政院的蒋廷蔽，请他转交蒋介石。
梁漱溟是一个最肯动心思的人，他既然决定投身于民族抗战的洪流中，遂于8月中旬公开揭示自己思考所得，即“应付当前大战”
的三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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