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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之所以在大后方关心兵役问题，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推动兵役问题的改善，在最初主要是他期待以此为抗战效力，因为按照他的本意并不想躲在大后方坐而论道，而是期望与他的学生、朋友们在疆场拼杀。
所以，当梁漱溟积极推动改善兵役运动不被人们理解甚至产生若干误会的时候，他深感继续留在西南大后方已没有什么意义，便决心到华北战地去。
1938年11月6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二次大会在重庆闭幕，梁漱溟继续当选为驻会委员。
只是他此时已然决定离开大后方转赴前线，所以向参政会力辞得脱。
又经向最高当局请示，获蒋介石嘉勉赞助，同意梁漱溟以军委会特派员的身份前往华东、华北战区巡视，发电令知各战区长官遇事照料。
军委会补助路费一万元，并派专车、专员随行。
1939年巡视华北敌后时留影（前左4为梁漱溟）
梁漱溟到华北去，是因为他与华北地方有多年的关系。
先前同他一起进行乡村建设的同学、朋友在抗战爆发后因各种原因没有离开故土，梁漱溟时刻惦记着他们的安危。
尤其是先前在河南镇平整编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直属第三政治大队在秦亦文的率领下返回山东抗战，初时以为携有无线电台，可通消息，后来乃久无消息。
这不免引起梁漱溟的焦虑，促使他无论如何也要到华北去一趟。
对于敌后的工作，梁漱溟素来抱有极大的兴趣。
早在战前他就预计到，一旦中日开战，就会有很多地方为敌我双方的空白点，即我军已撤出，而敌军并未到。
那么，在这些地方，乡下人最需要知识分子的领导和帮助，此时此地的乡村工作亦必然较平时好做。
因为在平时，乡村工作者虽然处处为农民打算，但因乡村工作者趋新，农民守旧，遂使乡村工作者不免站在政府一边，与农民形成彼此对立的样子。
现在，敌人、环境压迫来，从事乡村工作的知识分子和农民要共同对付敌人和环境，便很自然地真正走到一起，由相对转为相合以对外。
同时由于环境所迫，非团结组织不足以应付，农民也自然容易由散漫走上团体生活的道路。
正是怀有这样一种心理，促使梁漱溟决心到敌后去。
再者，早在抗战前梁漱溟就在《乡村建设理论》中说过，中日之间一旦发生全面冲突，中国不应当在如何摧敌处着想，而应当在敌人不容易毁灭我们处着想，乃至在我们被毁灭后容易恢复处着想。
但所有这些功夫将怎样做呢？那就是梁漱溟一再强调的乡村建设，乡村建设是中国在国际大战前最好的准备功夫。
在梁漱溟看来，当中国军队从华北华东撤退以后，好些人心理上亦就像是放弃了华北华东，其实华北华东的抗战工作，方于此开始。
更到了后来，日军已无力再西进；敌我所争全在那片广大疆土资源。
这广大的疆土资源是交给敌人利用呢？还是中国人下功夫使日本人利用不成？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中国政府必须有意识地派更多人到华北华东敌后去与敌人相争持不可。
当然，梁漱溟的用意并不是他负有什么特殊的使命返回华东华北，他的用意，第一看看敌后的真情实况，是否与他1938年2月在徐州所写《山东乡村工作人员抗敌工作指南》所揣想者相合；第二对许多在敌后的同人同学加以鼓励；第三将中国在抗战中的进步，敌人在战争中的困难以及国际情势等，宣说给敌后的同胞，坚定其意志；第四研究乡村在敌后起的变化，对于未来大局政治的影响关系；第五则愿尽力调协于各方，促进团结。
1939年2月1日，梁漱溟的随行人员黄艮庸秘书、王靖波参谋、王福溢医生等先乘军委会卡车赴西安，梁漱溟则于2日飞成都，停三日飞西安相会。
不料西安有敌机轰炸，飞机改在兰州降落，于是无意中得游兰州，会晤了几个正在兰州的朋友。
2月10日，梁漱溟转赴西安，住在花园饭店。
在西安，梁漱溟拜会了行营主任程潜，商量所走路线，不能决定。
一面亦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商量，并委托他们代为电告前方将领，如遇梁漱溟经过时予以必要的协助、照料和方便。
又晤山东省政府驻西安办事处，承他们见告他们所常走的原武阳武一路，现在已被日军封锁，许多人员及器材均滞留在西安无法送走。
由于与西安各方联系仍未解决进入山东的最佳路线，梁漱溟遂于2月20日抵达秋林镇，拜访旧识阎锡山畅谈大局，了解晋中战况。
返回西安后，梁漱溟一行于3月3日乘火车抵洛阳，拜访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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