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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和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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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统一建国同志会由于没有建立起正式的组织系统，过于松散，多数时候只是以一种聚餐的方式座谈时局，参加者各有各的事业和组织，故而对统一建国同志会的事情亦都不太起劲。
1940年12月23日，国民参政会第二届参政员名单正式公布。
这个名单总额上虽有所扩充，然对上届在选的非国民党人士或敢言之士如章伯钧、陶行知、沈钧儒等反而被排斥在外，所增加的则多是国民党内的人。
梁漱溟仍在这个名单上，但当他在第二天（24日）早上看到报纸上发布的这个名单后，使他由先前对国民党略感失望变得更加失望。
他认为，国民参政会只不过是一个战时民意机关，形同虚设，若多罗致几个非国民党人物，在国民政府至少亦可装点门面。
而执政的国民党偏偏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使大量党内闲人挤进来吃闲饭，真算没出息到了家。
这不能不使对国民党恨铁不成钢的梁漱溟深深失望。
郁闷中梁漱溟出门散步，不知不觉走到重庆新村四号张君劢的住处，遂进去与张君劢就此事交换看法。
稍后，黄炎培、左舜生亦先后到来。
在对新公布的参政员名单问题上，他们似乎有着共同的感觉与看法。
四人相谈，感慨同深，自晨至暮，讨论整日。
在相互敦勉的气氛中，他们共同感到应该提出一个方案以促进问题的解决。
黄炎培激动地站起来说：大家不应妄自菲薄，而应当自觉地负起大局的责任，吾辈调解国共，必须有第三者明确的立场和主张。
梁漱溟也认为统一建国同志会局促内地，深受执政党钳束，不容有所表现。
张君励也认为统一建国同志会的组织形态太过松散，很难起到第三者的作用，各中间党派必须进一步联合起来，另外组织一个组织比较严密，比较有力量的统一组织。
鉴于重庆的政治环境，张君劢还建议，新成立的政治组织在最初阶段应该秘密进行，布置一切，必须在国民党控制不到而又极接近内地的香港建立言论机关，只有不在蒋介石的控制之下才能讲他们所要讲的话，然后以独立的姿态出现，不必取得政府当局的同意。
张君励的意见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梁漱溟、黄炎培、左舜生一致同意张君劢的意见和提议，因为想来想去，非民主团结，大局无出路；非加强中间派的组织无由争取民主团结。
所谓加强组织，从内部说，要矫正散漫无中心之弊；从外面说，不畏强梁，挺起身来，代表民众说话，并见出真是无所偏倚的精神。
第一天的讨论至晚饭后结束。
当梁漱溟等人正在会商的时候，第三党的章伯钧、丘哲等亦正向各方建议组织第三者性质政治同盟。
于是梁漱溟、张君劢、黄炎培、左舜生第二天上午在张君劢家继续昨日的讨论，有了大致眉目后，遂于午后约沈钧儒、邹韬奋、张申府、周恩来到章伯钧家继续会商。
27日，黄炎培又约冷遹、江问渔一同参加讨论。
梁漱溟根据谈话记录，提议将拟建的组织定名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
此次谈话已届年底，大家各人有各人的事情，左舜生要到成都，张君劢要回大理，梁漱溟也要返回璧山县来凤驿。
于是他们相约，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暂不活动，待来年3月他们回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时再说。
在梁漱溟、张君劢等人都离开重庆的那些日子里，震惊世界的皖南事变于1941年初发生，中共领导的新四军军长被俘、政委被杀，部队几乎全军覆没，事件复见扩大，党派冲突达到空前高峰。
在国共冲突非常严重的日子里，第三方面又成了一支重要的力量，不是说他们有能力调解国共两党的冲突，而是国共两党处于高度对立的时候，都希望向第三方面申说各自的是非曲直，进而争取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
而第三方面的这些人，在这种特殊时期也格外关心大局，亦极愿意听取双方的情况，所以集会较多，虽依然无补于时艰，却好像在人们心目中还有中间派之存在。
1941年1月31日，梁漱溟从乡下赶回重庆，原本就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正式成立等问题与各方面进行磋商，然而由于皖南事变的发生，遂使民主政团同盟的筹备工作只能与调解国共争执的活动穿插进行，积极与各党派洽商调解办法。
而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预定于3月1日召开，中共希望在会议召开前对皖南事变能够有一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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