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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1867年转向亚述研究，并成为最早意识到在楔形铭文中存在一种非闪米特语的学者，这便是苏美尔语的发现。
1870年“普法战争”
爆发，他加入法军参加作战，而这导致他和前文提及的戈氏有一个尴尬的人生交集。
两人都参加了普法战争，小勒为法国参战，不幸在巴黎保卫战中受了点伤，而小戈则作为普鲁士战士，成为普军占领巴黎的亲历者。
战后小勒并未放弃学术研究，很快于1874年被聘为巴黎国家图书馆考古学教授。
作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研究几乎涉及地中海沿岸各主要文明的语言、历史、文化。
他虽然只活了四十六岁，从其论著目录来看，却对学界贡献甚多。
他的传记同时出现在《大英百科全书》和《天主教百科全书》，这在亚述学家中并不常见。
讣告名单上最后一位是普鲁士埃及学家、语言学家和考古学家勒普修斯（CarlRichardLepsius，1810—1884）。
此人出身瑙姆堡的名门望族，祖父（JohannAugustLepsius，1745—1801）是瑙姆堡的市长，父亲是瑙姆堡郡长官。
他自己求学于莱比锡、哥廷根和柏林大学，主要学习希腊、罗马考古学。
博士毕业后游学埃及，因参加商博良弟子勒特隆纳（Jearonne）讲授的埃及学课程而引发对埃及学的浓厚兴趣。
1842年在亚历山大洪堡等学者推荐下普鲁士皇帝威廉四世派他去埃及和苏丹考察古代埃及文明。
在三年多时间里，依照当年拿破仑派遣的法国考察队模式进行工作，德国考察队对古埃及文明进行了详尽的调查，收集了大量古物，并根据其考察成果出版了十二卷本巨著《埃及与埃塞俄比亚碑集》[28]，内容非常丰富，此书对神庙、古墓的描绘相当精确，直至今天仍然是埃及考古学的重要参考书。
因为这一考察非常成功，勒氏在1846年迎来双喜临门，与德国著名作曲家克莱恩（BernhardKlein，1793—1832）之女伊丽莎白（ElizabethKlein）结为秦晋之好，并在同年获聘柏林大学考古学教授，同时担任埃及学博物馆馆长。
他被认为是现代埃及学之父。
他的六个孩子很多都是名人，其中一位曾任达姆施塔德工业大学校长（G.RichardLepsius，1851—1915），一位化学家（BernhardLepsius，1854—1934），一位画家、普鲁士艺术学院院士（ReinholdLepsius，1857—1922），一位东方学家（JohannesLepsius，1858—1926）。
满门都是名士，堪称门风鼎盛。
图四十四勒普修斯
《东方语文学文献杂志》第一卷论著目录（bibliographie）部分也分成若干小类别，和前面的书评、讣告两大部分穿插出版，一共出现三组论著目录，见于33～42页、72～116页、253～377页，这些论著目录包括专著和论文，两者混排，但专著下列出相关书评。
同时整个书目按照东方学的不同领域分类，然后每个类别下又按照作者姓氏字母顺序排列。
第一组分如下几类：总论、马来—波利尼西亚语、中国、日本、中南半岛等五类。
从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主要是指东亚和东南亚地区。
从72页开始是第二组书目，首先是西藏、满洲、蒙古—中亚，收入了英、法、德、俄等语言的论著条目。
接下来的类别包括中亚、南亚、中东、近东、非洲主要语言和地区，如乌拉尔—阿尔泰语、突厥语、印度斯坦（原文为Vorderindien，没有汉文对应词，这里暂以印度斯坦地区对应）、旧伊朗（Alt-Iran，或称古代伊朗、传统伊朗）、新伊朗（Neu-Iran）、亚美尼亚和高加索地区、小亚（Kleinasien）、楔形文字、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地区、希伯来文和《旧约》文献、拉比学与犹太学（RabbinidJudaica）、叙利亚文、阿拉伯文和伊斯兰、阿比西尼亚、非洲、埃及学。
其中有关印度斯坦、希伯来文和《旧约》文献、阿拉伯文和伊斯兰、埃及学等领域书目篇幅较长，可知这些领域的西文学术较其他领域积累更深一些。
第三组从253页开始则是更多论著目录，其语言和地区分类大约继承了前面的书目，但略有变化，增加了若干新条目。
以下列出这一组书目的类别，读者或可了解一下和上文的异同：总论、马来—波利尼西亚语、中国、日本、中南半岛、西藏和满洲以及蒙古—中亚、乌拉尔—阿尔泰语—北亚（NordAsien）、奥斯曼学和突厥语、印度日尔曼语、印度、旧伊朗、新伊朗、阿富汗、卑路支斯坦、卡菲里斯坦和帕米尔、亚美尼亚和高加索地区、小亚、闪米特语、楔形文字、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希伯来文和《旧约》、拉比学和犹太学、阿拉米文、阿拉伯文和伊斯兰、阿比西尼亚、非洲、埃及学。
和前面那组类似，篇幅最大的部分包括印度、希伯来文和《旧约》、阿拉伯文和伊斯兰、埃及学。
印度部分篇幅非常长，最后一部分按印度地区一些方言列出论著目录，如巴利文下又列出数种论著目录，包括弗兰西斯（H.T.Francis）研究乔叟文学中的佛本生故事的论文，以及后来到新疆考察建立印度学界声誉的格伦威德尔在慕尼黑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
同时，这一组论著目录还专门列出了书评目录。
比如在276页有关中国的部分列出了加贝楞茨的《中文文法》一条，下面注出有希姆利（K.Himly）和缪勒（Frdr.Müller）的两篇书评。
同页还记录了南条文雄在1883年出版的《大明三藏圣教目录》，书评记录有五条，只有一条有作者名，即加贝楞茨的书评。
275页记载了很多有关中国的书目，其中包括高第（HenriCordier）的三种论著，一是刊登在巴黎《东方学札记》（Mélaaux）杂志上的文章《试说十七至十八世纪欧人在华出版图书目录》，二是《关于远东教会史的未刊文献》，三是一篇短论，关于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刘应（ClaudedeVisdelou，1656—1737）谈缅甸王国的报告中文译本。
这一节我想将介绍的重点放在东方学之目录学之起源上，除了要特意提示《东方语文学文献杂志》的旨趣，也想追溯一下东方学之目录学在欧洲的发展源流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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