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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德在《论希伯来诗歌的精神》中提出了犹太民族或种族认同的一些共同点，比如作为全民族共同遗产的土地、契约式律法、共同使用的语言以及民间记忆、对家庭纽带的强调、对于先人的热爱和尊崇。
土地和律法对于犹太民族的重要性可以用赫尔德自己的话说，“土地属于律法，律法属于耶和华的土地。”
[61]他后来更认为不同种族或民族的内在心理特性，或者说国民性、民族性，与其社会政治制度有关联[62]。
我们在此有必要稍微回顾一下中国学者在20世纪初叶使用国民性或者民族性的历史，这两个词应该都借自日本学者的著述。
赫尔德所提出的民族精神（Volksgeist）和中文话语中的民族性、国民性概念可能有所关联。
中文的国民性概念可能借自近代日本，也可能直接译自德文，来自德国学术。
正如巴纳德（Frederiard）所指出，近代思想史上很多术语和概念均有赫尔德思想源泉，如Nationalcharakter（民族性、国民性），Volkslied（民谣、民歌），Zeitgeist（时代精神）以及Einfühlungsverm?gen（同感能力）等[63]。
尽管他没有提到Volksgeist，但何炳松显然对这个词更为留意。
有学者认为严复最早于1909年翻译孟德斯鸠1748年写成的《论法的精神》一书时将nationalspirit一词译成“国民精神”
。
该词最早由孟德斯鸠使用，后来伏尔泰也继承了该词的用法，德国学者莫泽（Friedrioser）于1765年在一本名为《关于德国国民精神》（Vosatio）的小册子中将该词引入德文。
但该词到了赫尔德那里变成影响更为深远的Volksgeist一词[64]。
国民性一词及其德文较早出现在汉语中可能是1903年在上海明权社出版的汪荣宝和叶澜著《新尔雅》，国民性用来翻译德文Mentalit?tdesVolks；Staatsbüger则被译成国民。
后来1911年卫礼贤在他编辑的《德英华文科学字典》中把Bürger译成国民。
单以“国民”
一词而言，早在1852年就出现于魏源的《增广海国图志》一书，后来王韬、载泽等清朝出洋大臣的行记均使用国民一词。
国民作为nation的汉字对应词，并见于前引1881年出版井上哲次郎与有贺长雄编《哲学字汇》[65]。
民族精神一词出现很早，绝不是何炳松首先使用，早在1921年2月26日朱谦之致胡适的信中就使用了民族精神一语[66]，但尚难确定该词最早出现于何时。
明确说民族精神是赫尔德使用的Volksgeist一词的学者无疑是何炳松。
国民性的历史很长，梁启超1902年发表了《新民论》，1903年发表《中国之品格》等文章都涉及国民性格问题。
梁启超在《新民论》中说“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
非尔者，则虽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吾未见其能济也。”
这个说法和前面提到的赫尔德认为民族特性和国家制度有关联可谓相通。
梁启超的《中国积弱溯源论》更直接批评中国人的性格有奴性、愚昧、懦弱、无动等特征，指出国家的强弱与国民的志趣品格关系密切[67]。
国民性在民国初年逐渐成为文化界的热门词语。
如1917年《新青年》有一人署名光升发表《中国的国民性及其弱点》的文章，直接使用国民性作标题。
之后鲁迅发表一系列文章，成为激烈批判中国国民性的新文化运动名人[68]。
其他还有罗素著、愈之译《中国国民性之几个特点》，刊1922年《东方杂志》第十九卷第一号。
另外民族、种族、国民的区别也逐渐提上讨论日程。
梁启超在1922年演讲《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中区别了民族、种族和国民，认为民族与种族不同，种族主要为人种学研究对象，注重研究骨骼及其他生理区别，同一种族可能解析为无数民族，同一民族可以包含无数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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