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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民族与国民不同，国民主要是法律学研究对象，其标志是同居一地域、有一定国籍。
他又将民族成立的有力条件归结为血缘、语言、信仰，还有民族意识。
但他认为民族意识又是民族心理学研究的范围。
而民族心理学的德文Volkspsychologie最早出现在汪荣宝、叶澜1903年出版的《新尔雅》，显示其德国学术渊源。
同一年雨尘子在《经济竞争论》中用民族主义来指英文nationalism一词，可能是此类对应翻译出现的最早一例[69]。
另一个和国民性类似的词是民族性，中国学者也和日本学者一样使用这一术语，如1926年7月周作人特意撰文评论了安冈秀夫于该年四月东京聚芳阁出版的《从小说上看出的支那民族性》[70]。
在20世纪20年代，鲁迅更是批判中国国民性的先锋人物[71]。
1933年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左翼学者陈高佣在《新中华》一卷24期发表《中华民族性的历史观》，认为民族性是一个民族的根本态度，自然环境不同影响到民族性不同。
他引用了维柯的话说明民族发展有着共同的道路。
接着作者描述了中国古代思想传统特别是孔、老、墨家以及佛教入华之后各思想流派对中国民族性的论述以及近代的民族性[72]。
可见当时民族性或国民性这一论题日益引人注目。
中国学者对于国民性以及民族性的讨论晚了欧洲一个多世纪。
正如吉野耕作指出的，国民性或民族性（nationalcharacter）在18世纪的德国和法国学者笔下十分普遍。
比如康德认为法国人礼貌、亲切、活泼、轻浮；英国人善变；德国人冷静、真诚、热爱秩序、勤勉。
而孟德斯鸠则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指出影响一个民族一般精神的种种因素，比如气候、历史、政府形式、宗教、法律、风俗习惯等。
而赫尔德则强调民族的个体性。
吉野还指出在荷兰，知识分子在20世纪30到40年代也热衷于民族性的讨论。
吉野接着特别讨论了Volksgeist的概念，认为这个概念是德国浪漫主义的特征，根源于反启蒙主义的审美主义运动。
而赫尔德则是这一概念的集大成者，体现了他对于民族认同的定义强调共同文化的认同而非对于统一政权的认同，这种对于共同文化的认同来自于内在的民族意识，而非外在的接受；同时，共同使用一种语言来表达内在的感受和思想也是民族精神的重要表现，语言之外，民族认同的重要因素还包括神话、民歌、仪式、风俗习惯等体现民族共同个性的文化纽带。
赫尔德的这种以民族精神为核心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首先在丹麦受到欢迎，接着在其他国家和民族中得到认可[73]。
可惜的是，吉野是社会学者，他的研究专注于“日本人论”
思想的社会学考察，注意文化民族主义的国家比较，而没有提供“日本人论”
思想的历史根源，特别是通过思想史文献的梳理来找到西学的影响，使得我们无法了解赫尔德是否对日本近代文化民族主义者产生了影响。
但通过考察以上各种信息的相互关联，我们可以看到赫尔德的这种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居然在不同层面和方面对中国20世纪初叶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影响，周作人接受了赫尔德论述民歌民俗方面的启发，而何炳松接受了赫尔德民族精神论述的影响。
另一方面，令人惊讶的是，民国时期入华的西方移情思想也引起了历史学者的注意，比如寅恪先生，他的“了解之同情”
一说可能也受赫尔德影响[74]，尽管他的论著没有明确提到是否受到赫尔德的思想影响。
另一个例子是姜蕴刚，他所著《历史艺术论》的自序中也提到移情法：
希特勒每次的讲演，其布景，姿态，声调，内容，确是艺术化了的。
所以他在德国每次胜利。
一个油漆匠，在短期内一跃而为一国之领袖；岂是偶然的吗？他能充分理解人类的通性，所以他的讲演乃至他的著作《我的奋斗》，都是采用艺术家所谓的“感情移入”
（Einfühlung）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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