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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利写道：
沃尔夫根据灵魂的两种机能，即认识和嗜欲，把科学分成为理论的和应用的两种。
前者包括本体论、宇宙论、心理学和神学，这都属于形而上学；后者包括伦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
……逻辑是一切科学的导论。
[27]
实际上，这里讲的沃尔夫的“科学”
也就是哲学，应用科学也就是实践哲学。
康德显然继承了沃尔夫的思路，但他的独创性在于，他把理论理性无法把握的物自体或理念转换为实践理性的范导性的原则。
康德批判哲学发展的第三个关节点是在1772—1780年（开始撰写《纯粹理性批判》一书），具体时间无法确定。
在1783年8月7日康德至克里斯蒂安·伽尔韦的信中，康德在回忆自己的批判哲学的形成过程时，在一个脚注中做了如下的说明：
解决问题的关键终于被找到了，尽管在最初的使用中是生疏的，因而也是困难的。
这一关键在于，所有给予我们的对象（allobjects）能够按照两种方式得到说明：一方面是现象（appearances）；另一方面是物自体（thingsinthemselves）。
如果人们把现象看作是物自体，并要求在现象中，从条件的序列去推知绝对无条件的东西，人们就会陷入矛盾之中。
然而，只有当人们明白，在现象之中，不可能存在任何完全无条件的东西，无条件的东西仅仅是物自体时，这些矛盾才会被消除。
此外，如果人们把物自体（能够包括世界上某些东西的条件）看作是一种现象，也会造成没有任何东西是必要的这样的矛盾，举例来说，自由问题就是如此；一旦人们注意到对象可能具有不同的意义，这种矛盾也就自行消除了。
[28]
也就是说，在康德的批判哲学的形成过程中，把“对象”
区分为“现象”
和“物自体”
是一个关键性的突破点。
众所周知，“现象”
是与自然的必然性关联在一起的，而物自体则是与自由关联在一起的。
所以，这一关节点仍然与作为康德批判哲学的研究起点的第三个二律背反——自然必然性与自由的关系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由于“对象”
概念被区分为“现象”
和“物自体”
，建构批判哲学的最后障碍被消除了。
1781年，康德出版了作为其批判哲学的第一部分的《纯粹理性批判》，为了使人们更易于理解这部著作中的基本思想，他于1783年出版了《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于1786年出版了《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原理》，并针对哲学界的评论，于1787年出版了《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
与此同时，康德也开始撰写其批判哲学的第二部分。
1785年，康德出版了《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一书；1788年，出版了《实践理性批判》一书。
这充分表明，康德最初理解的批判哲学的架构已经确立起来了。
康德批判哲学发展的第四个关节点是在1787年年底左右。
当时康德已经完成《实践理性批判》一书的写作。
他面临着的一个紧迫的任务是如何把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这两大领域沟通起来。
正如文德尔班所说的：
由于康德将自然与自由、必然性与目的性明显地对立起来，在他那里，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的鸿沟如此之深，以至理性的统一受到严重的威胁。
因此，批判哲学，为预示其体系秩序井然的发展，需要一种最后的起桥梁作用的第三原则，以此实现上述对立的综合。
[29]
众所周知，在1787年12月28日与31日致卡尔·莱昂哈德·莱因霍尔德的信中，康德写下了一段十分重要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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