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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遗憾的是，除了韦伯、海德格尔、汉娜·阿伦特、哈贝马斯等哲学家以外，大多数当代人在谈论实践概念时，并没有意识到康德早就划定的这种差异。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谈得越多，离开真理就越远，因为他们的全部谈论都停留在“前康德的”
水平上。
仿佛康德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仿佛人类思想史是从他们学会思考的那一天起才开始的。
当然，必须指出，由于康德坚持的是先验主义的道德观念和自由观念，所以，一方面，他对“技术地实践的”
活动的范围的理解过于宽泛；另一方面，他对“道德地实践的”
活动的范围的理解又过于狭窄。
在他看来，如果人们出于自然本能或世俗的愿望去追求幸福，那么这种行为仍然属于“技术地实践的”
范围，他甚至区分出“道德的实践理性”
（diemoralisch-praktisft）和“技术的实践理性”
（dieteisch-praktisft）的概念[29]，从而加深了理解上的困难。
如前所述，哈贝马斯关于“劳动”
和“相互作用”
的区分也给人以不清晰的感觉，因为人们在劳动中也要通过符号进行交往。
在我们看来，比较合理的做法是把实践概念区分为以下两种形式：一是“认识论（或技术主义）解释框架内的实践概念”
，它主要涉及人的行动和自然必然性（即自然规律）的关系问题；二是“本体论（或人文主义）解释框架内的实践概念”
，它主要涉及人的行动和社会规范（如道德规范、政治规范、法律规范等）的关系问题。
这样一来，康德的“两种实践”
在当代哲学中就获得了新的形式。
最后，康德虽然提出了“两种实践”
，但他本人也一直在追求着一个广义的、统一的实践概念。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追求贯穿了整个哲学史。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试图以灵魂的不同机能来解释人的各种不同的活动，康德也试图从“心”
（Gemuet）的三种机能，即知、情、意的统一出发来形成一个一个广义的、统一的实践概念。
然而，康德的真正的贡献并不在这里，而是在他对“技术地实践的”
活动和“道德地实践的”
活动的统一性的独特的理解中。
如前所述，在康德看来，“技术地实践的”
活动涉及现象界和自然的必然性，而“道德地实践的”
活动则涉及物自体界和自由，因此，绝不能以第一种活动作为基础去统摄第二种活动，而只可能以第二种活动作为基础去统摄第一活动。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康德写道：
人们完全不应该提出使纯粹实践理性隶属于思辨理性这样过分的要求，从而颠倒了两者之间的次序，因为所有的旨趣归根到底都是实践的（allesIpraktischist），甚至思辨理性的旨趣也是有条件的，唯有在实践的应用中才是完满的。
[30]
在康德看来，应该以“道德地实践的”
活动为基础来统一“技术地实践的”
活动。
用我们当代的语言来表达，也就是说，应该以“本体论（或人文主义）解释框架内的实践概念”
为基础来统一“认识论（或技术主义）解释框架内的实践概念”
。
总之，康德关于“两种实践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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