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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普遍理性”
都奠基于自然科学发展中滋长起来的科学主义的理论预设。
这种科学主义的理论预设所默认的原则就是:在人文社会科学,包括西方哲学史的研究中,也必须无一例外地追求这种严格性、合理性、普遍性和客观性。
事实上,我们前面引证的胡塞尔的论述已经触及自然科学、实证主义与“客观性神话”
之间的共谋关系。
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顺便也想对西方哲学史的开端的设定提出自己的疑问。
从黑格尔以来的西方哲学史家几乎无一例外地把古希腊伊奥尼亚的泰利士(一译泰勒斯)作为西方哲学史的开端。
文德尔班这样写道:
如果我们把科学理解为理智为其自身而系统地追求的那种独立的、自觉的认识活动,那么就在希腊人中,就在纪元前第六世纪的希腊人中,我们第一次找到了这样的科学。
[39]
文德尔班之所以毫无异议地认同伊奥尼亚的泰利士为西方哲学史的开端,因为在他看来,泰利士开始“对自然界作客观的思考”
,而正是这种思考“才使思维初步升华到科学的概念结构的水平”
。
[40]这就是说,文德尔班实际上把滥觞于近代自然科学的科学主义理论预设作为他确认西方哲学史起点的出发点。
同样地,梯利也认为:
希腊哲学从探究客观世界的本质开始。
它最初主要是对外在的自然感兴趣(自然哲学),只是渐渐地转向内部,转向人类本身而带有人文主义的性质。
[41]
毋庸讳言,梯利对西方哲学史的开端的认同同样显露出他的科学主义的情结。
罗素更明确地指出,泰利士提出的水是万物的本原的观点虽然会使初学哲学的人感到泄气,“然而我们却有足够的理由要推崇泰利士,尽管也许是把他当成一位科学家而不是当成一位近代意义上的哲学家来推崇”
。
[42]在他看来,与其把泰利士看作哲学家,不如看作是古代社会的自然科学家。
上面引证的这些重要的哲学史家的论述表明,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西方哲学史研究者都是在近代科学主义的理论预设的基础上来探讨西方哲学史,特别是它的开端问题的。
有人也许会提出如下的异议: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叙述希腊哲学史的时候,不是已经把伊奥尼亚的泰利士作为哲学史的起点了吗?近代哲学史家不过是认同他的结论而已,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
诚然,我们并不否认,近代哲学史家受到了亚里士多德对哲学史起点的看法的影响,但为什么他们不对亚氏的观点提出质疑呢?事实上,这里暴露出来的是一个更深层的秘密,即“客观性神话”
和“普遍理性”
的观念导源于近代的科学主义理论预设,而这种理论预设又深深地植根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知识论哲学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之中。
这就再一次印证了我们前面提出的观点,即任何一个西方哲学史的研究者,如果他在哲学观上没有重大的突破,那么是不可能写出真正具有原创性意义的西方哲学史著作来的,换言之,他对西方哲学史的所谓“改写”
必定是无效的。
我们试着改变我们的理论预设,比如把知识论哲学和科学主义的理论预设转换成生存论的本体论和人文主义的理论预设,我们立即发现,西方哲学史的开端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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