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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的提出，进一步解构了历史研究（包括西方哲学史研究）中的“客观性神话”
。
当代的诠释学运动启示我们，黑格尔式的、超越一切“理解的前结构”
和“效果历史”
的理解的客观性是根本不存在的。
如果一定要保留客观性这一概念的话，必须重新界定它的含义，把它理解为在“理解的前结构”
和“效果历史”
的基础上才真正有效的概念。
实际上，我们也完全可以从语词的共生性结构的角度出发，解构这一“客观性神话”
。
众所周知，形容词“客观的”
（objective）和“主观的”
（subjective）、名词“客观性”
（objectivity）和“主观性”
（subjectivity）都是相反相成的，缺了前者就没有后者，同样地，缺了后者也就没有前者。
这些共生性结构表明，我们越强调西方哲学史研究中存在着客观性，也就越肯定这种客观性是以主观性的存在作为预设的，一旦抽去了主观性，连客观性这个词都无法存在，更遑论这个词所指称的对象。
所以，在西方哲学史的研究中，试图通过完全消除主观性的方式来追逐客观性，无异于夸父追日，无异于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
事实上，这种做法不过是在重复19世纪的诠释学家的错误。
如上所述，当代诠释学和视角主义的研究成果已经启示我们，在西方哲学史的研究中，绝不可能存在与黑格尔式的普遍理性相吻合的那种客观性，因为这种普遍理性是与任何研究者的视角、理解的前结构、效果历史的意识相分离的，因而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问题还没有被完全解决，我们必须进一步追问下去：为什么“客观性神话”
和与这一神话有着共谋关系的“普遍理性”
长期以来一直能得到西方哲学史的研究者们的认同呢？黑格尔下面这段话或许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提供了线索。
黑格尔强调，我们应该“将哲学史认作一个有机的进展的全体，一个理性的联系，唯有这样，哲学史才会达到科学的尊严（Wuerdeei——引者注）”
。
[37]在这里，我们发现，“客观性神话”
和“普遍理性”
的支援意识是“科学”
或“科学的尊严”
。
黑格尔这里用的“科学”
（Wissenschaft）这个词虽然指的是哲学[38]，但其含义毕竟是从自然科学中引申过来的。
17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科学”
这个词也作为严格性、合理性、普遍性和客观性的代名词迅速地扩展到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的领域中。
黑格尔这里说的“科学的尊严”
也就是强调哲学应当像自然科学一样具有自己的严格性、合理性、普遍性和客观性。
因为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尽管研究课题的确定及对研究成果的解释与研究者或解释者的主观情感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必须撇开自己的主观情感因素，才有可能发现自然现象的规律。
另外，自然科学方面的真理一旦被发现，总是可以在经验或实验中得到证实。
正是因为自然科学具有这样的特点，所以才赢得了严格性、合理性、普遍性和客观性的美名。
我们发现，“客观性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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