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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论述充分表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无论是杜林的不负责任的批评，还是米海洛夫斯基的同样不负责任的溢美，都无法抹杀这种根本性的差异的存在。
如果说，杜林对马克思的黑格尔化因为缺乏学术含量而未对理论界产生严重影响的话，那么，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和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首要代表的卢卡奇却从学理上强调了马克思哲学的黑格尔渊源，从而对理论界，尤其是后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形成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这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圣经”
中，卢卡奇这样写道：
不是经济动因在历史解释中的优先性，而是总体的观点，构成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决定性的区别。
总体性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优先性，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立地把它转变为一门全新的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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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卢卡奇也常常谈到马克思思想与黑格尔思想之间存在着的某些差异，并以赞同的口吻叙述了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评，甚至当卢卡奇批评库诺夫（ow）时，也说过：“显而易见，机会主义者从来没有把马克思克服黑格尔哲学的所有努力放在眼里。”
[8]然而，从总体上看，卢卡奇所要强调的正是马克思思想的黑格尔渊源。
或者换一种说法，卢卡奇所要阐述的正是马克思和黑格尔在思想上，特别是方法论上的共同点。
正如戴维·麦克莱伦（DavidM）在《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1979）一书中所指出的：
卢卡奇用来概念化他的时代的问题的主要工具之一是黑格尔哲学。
除了拉布里奥拉可能（相当小的可能）是个例外，卢卡奇是认真地估价黑格尔在马克思思想形成中的作用并重新抓住马克思主义中的黑格尔维度（在《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中）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家。
[9]
在麦克莱伦看来，卢卡奇复活了人们对马克思学说中的黑格尔因素的兴趣。
他对异化、物化、整体性等概念的诠释，为同时代的和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打下了基础。
那么，麦克莱伦对卢卡奇在理解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上的基本倾向的评论是否是合理的呢？我们认为，总体上是合理的。
事实上，早在麦克莱伦的《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发表前十余年，在卢卡奇为《历史与阶级意识》所撰写的“再版前言”
（1967）中，他已经就《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把马克思思想黑格尔主义化的错误倾向做了自我批评。
尽管卢卡奇认为，《历史与阶级意识》代表了当时想要通过更新和发展黑格尔的辩证法来恢复马克思理论的革命本质的最激进的尝试，由于这一尝试又是像他这样的共产党人提出来的，因而产生了广泛的理论影响，然而，卢卡奇承认，“我对黑格尔的非批判的态度当时还没有被克服”
。
[10]直到1930年，当卢卡奇开始在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参与对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整理时，他对《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的倾向才获得了清晰的认识：
在阅读马克思手稿的过程中，《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所有的唯心主义的偏见都被一扫而光。
毋庸讳言，我本来可以从以前已经读过的马克思的著作中发现那些现在对我有着如此大的震撼作用的同样的观念。
然而，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显然是因为我一直是按照我自己的黑格尔主义的解释来读马克思的。
[11]
当然，对卢卡奇在这里陈述的见解我们仍然可以有一定的保留，因为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虽然对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采取了批判的态度，但只要深入地阅读这部手稿，就会发现，它本身还未完全摆脱黑格尔哲学的影响。
显然，一部本身还未完全摆脱黑格尔影响的手稿并不能使卢卡奇完全从黑格尔主义的理解和解释方式中完全摆脱出来。
事实上，在卢卡奇逝世前的《与新左派评论记者的谈话》（1971）中，他仍然表达了对黑格尔的崇拜之情：
直到今天，我仍然没有失去对黑格尔的崇拜。
我认为，由马克思所开始的、把黑格尔哲学唯物主义化的工作必须继续被推进下去，甚至可以以超越马克思的方式来进行。
我已经试图在我即将出版的《本体论》的某些段落中这样做。
总而言之，在西方只有三个其他人无法比拟的真正伟大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和马克思。
[12]
从这段谈话中可以看出，卢卡奇的“黑格尔情结”
有多么深。
然而，平心而论，卢卡奇的自我批评在总体上还是可靠的。
他是这样的哲学家，即致力于寻找和发现马克思与黑格尔在思想上的共同点。
他的努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事实上，在把马克思黑格尔化的同时，他也把黑格尔马克思化了，从而使黑格尔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守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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