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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莱蒂以不容置疑的口吻阐明了这一点：
黑格尔拒斥了康德对本体论证明的批判，换言之，拒斥了这样一个主题，即存在并不是思想的一种姿态，不是一个概念，而是某种外在于或完全不同于思想本身的东西。
[33]
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
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
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
因此，黑格尔陷入了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
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
[34]
科莱蒂引证了马克思的上述见解，认为这一见解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马克思深刻地揭示出黑格尔的以“思想与存在的同一性”
为基础的“物质辩证法”
的根本性的混淆之所在，即黑格尔把思想对具体的东西的把握误解为实在自身的产生过程。
在马克思看来，正确的立场乃是肯定实在与思想的异质性，肯定实在对思想的不可还原性。
科莱蒂写道：
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整个批判都依赖于这样一个主题，即实在中的对立不可还原为逻辑上的对立。
[35]
正因为马克思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哲学思想，尤其是辩证法思想与黑格尔的“物质辩证法”
之间的对立，所以，他才会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二版跋中写下那段我们上面已经引证过的、关于“倒立着的”
和“倒过来的”
著名论述。
在科莱蒂看来，马克思在这段论述中所说的“合理内核”
（denratioherationalkernel）指的是黑格尔关于理性的理论本身，这一理论系统化并深化了古希腊时期埃利亚主义的精神，揭示了理性本身的内在冲突；而“神秘外壳”
（dermystisHuellethemysticalshell）指的则是黑格尔把理性直接转化为实在的东西，也就是所谓“思想与存在的同一性”
；而“倒立着的”
（stehtbeiihmaufdemKopfstandsonitshead）和“倒过来”
（umstuelpesideupagain）指的则是把本来处在颠倒状态的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立场再倒转过来，转换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立场。
马克思的这段论述表明，现成状态的黑格尔哲学，包括他的辩证法思想，是不可用的，只有摈弃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神秘外壳”
，真正地转到唯物主义赖以为基础的、“思想和存在的异质性”
的基本立场上来，才算实质性地理解了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科莱蒂认为，马克思之所以特别重视异化这一社会现象，并对其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是因为异化现象的存在正是以思想与存在的异质性为前提的。
虽然马克思是在黑格尔的影响下提出异化概念的，但在黑格尔那里，异化可以在绝对精神的内部被扬弃，而在马克思看来，作为社会现象而存在的异化是无法通过单纯的观念的力量来扬弃的，只有诉诸现实的实践活动，特别是社会革命，摧毁异化得以产生的私有制和社会关系，才有可能消除异化现象。
在任何根本性的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至少不是一种认识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反映论几乎是完全不重要的。
重要的是把认识论作为一个出发点，以便富有独创性地并撇开整个思辨的传统去理解像“社会生产关系”
这样的概念是如何从古典哲学的发展和转变中产生出来的。
[36]
科莱蒂主张，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生产关系”
概念中达到了顶点，而这个概念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最初是以“类的自然存在”
（geuralbeing）的方式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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