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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这些卓越人物的思想不能忍受庸俗头脑又加以筛滤。
这些思想出生在〔巨人〕高阔、饱满的天庭后面，那下面放着光芒耀人的眼睛；可是一经误移入〔庸才们〕狭窄的、压紧了的，厚厚的脑盖骨内的斗室之中，矮檐之下，从那儿投射出迟钝的，意在个人目的的鼠目寸光，这些思想就丧失了一切力量和生命，和它们的本来面目也不相像了。
是的，人们可以说，这种头脑的作用和哈哈镜的作用一样，在那里面一切都变了形，走了样；一切所具有的匀称的美都失去了，现出来的只是一副鬼脸。
只有从那些哲学思想的首创人那里，人们才能接受哲学思想。
因此，谁要是向往哲学，就得亲自到原著那肃穆的圣地去找永垂不朽的大师。
每一个这样真正的哲学家，他的主要篇章对他的学说所提供的洞见常什百倍于庸俗头脑在转述这些学说时所作拖沓藐视的报告；何况这些庸才们多半还是深深局限于当时的时髦哲学或个人情意之中。
可是使人惊异的是读者群众竟如此固执地宁愿找那些第二手的转述。
从这方面看来，好像真有什么选择的亲和性在起作用似的；由于这种作用，庸俗的性格便物以类聚了，从而，即令是伟大哲人所说的东西，他们也宁愿从自己的同类人物那儿去听取。
这也许是和相互教学法同一原理，根据这种教学法，孩子们只有从自己的同伴那儿才学习得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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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所以把叔本华的这一长段论述引证下来，是因为它强调了分析和阐释伟大哲学家的思想的艰难性，然而，在今人的眼光中，特别是在那些研究大哲学家思想的学者的眼光中，还有什么事情比转述大哲学家们的思想更容易的呢？他们不但常常陷入这样的幻觉之中，即唯有自己的翻译、转述或阐释才是准确无误的，甚至还故意对大哲学家们所使用的基本概念做标新立异式的译介，以显示自己的独特性和准确性。
然而，正如叔本华所指出的，在阐释大哲学家们的思想时，人们“多半还是深深局限于当时的时髦哲学或个人的情意之中”
，所以他们的阐释往往会把大哲学家们的思想庸俗化。
不用说，在对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的阐释中，人们也面临着同样的危险。
以为只要使用“扬弃”
或“批判继承”
这样的语词，就能确保自己已经绝对准确地理解了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无疑是可笑的。
事实上，无论是黑格尔，还是马克思，作为被阐释者，对于同时代人和后人能否准确地理解自己的思想，从来就抱着深深的疑虑。
海涅（Heinrie）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1833）一书中论述费希特哲学思想时，顺便提到这样的轶事：
我在这里触及了我国哲学家的一个滑稽的侧面。
他们经常埋怨不为人理解。
黑格尔临死时曾说：“只有一个人理解我”
，但他立即烦恼地加了一句：“就连这个人也不理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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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黑格尔在生前已经烦恼地预见到，同时代人和后人会以何种方式理解自己，而这些将来的、形形色色的理解会在多大程度上契合自己的思想。
同样的烦恼也折磨着马克思。
正如恩格斯在1890年8月27日致保·拉法格（PaulLafargue）的信中，谈到那些近年来涌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大学生、著作家和年轻的资产者时所指出的：
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他们属于10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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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论述表明，即使人们选择了“扬弃论”
或“批判继承论”
这样理论上合理的阐释路径，也还不等于他们实际上已经能够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关系。
三、比喻的退场
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过的那样，“扬弃论”
或“批判继承论”
的持有者们几乎无例外地求助于前面已经引证过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所做的那段论述中包含着的两个著名的比喻：一是“倒立着的”
和“倒过来”
的比喻，我们不妨称为“颠倒之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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