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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德拉-沃尔佩把这部手稿译为意文，并认为它是马克思的最重要的文本之一。
特别是1989年以来，各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反省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时，普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必须重视法律，从而普遍加强了对马克思的法哲学思想，尤其是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的研究。
二是马克思写于1844年4—8月，第一次全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2年国际版第一部分第三卷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巴黎手稿》）。
在这部手稿的哲学部分，马克思着重分析了作为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的《精神现象学》。
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没有提到这一部手稿，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当然都不可能读到过这部手稿。
正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显示出马克思和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一书的重要联系一样，《巴黎手稿》则表明了马克思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一书的重要联系。
《巴黎手稿》发表后立即在国际学术界掀起了轩然大波。
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马尔库塞于同年发表了题为《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的长篇论文，指出：
马克思在1844年写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必将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这些手稿使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初始含义及整个“科学社会主义”
理论的讨论置于新的基础之上，这些手稿也使人们能用一种更加富有成效的方法提出关于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实际关系这个问题。
[11]
在马尔库塞看来，《巴黎手稿》已经表明，在黑格尔的著作中，马克思特别感兴趣的是《精神现象学》。
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于1845—1846年，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于1932年第一次全部用原文出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这部手稿除了第二卷第四章曾发表于《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1847年8月号和9月号外，其余部分（缺第二卷第二、第三章），特别是对理解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最为重要的第一卷第一章，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都不可能见到过。
由于这部手稿的主要目的是批判以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为代表的历史哲学理论，因而其中频繁地提及或引证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历史哲学》、《法哲学原理》、《宗教哲学》、《哲学史讲演录》等著作。
无疑地，这部手稿对我们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关系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四是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部手稿于1939年和1941年曾以原文分两册在莫斯科出版，当时编者加的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
这部手稿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也未接触过，它出版后曾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广泛重视。
阿尔弗莱特·施密特认为，它“对于理解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的关系来说是最为重要的，然而迄今未被人们利用过”
。
[12]在施密特看来，马克思的自然观不是抽象的、与人相分离的自然观，而是以社会实践为中介的自然观。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中，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法哲学原理》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如果说，新材料的发现促使人们对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做出新的思考的话，那么，对黑格尔、马克思的深入研究也促使人们用新的目光来看待这两位大思想家之间的关系。
首先，我们注意到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卢卡奇的研究成果。
他在这方面的创造性探索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
第一，在其早期代表作《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中，卢卡奇明确地提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社会理论。
正是从这样的见解出发，卢卡奇十分重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并把它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知识。
在他看来，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哲学课堂里的高头讲章，它的基本任务之一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普遍流行的“物化意识”
（thereifiedess），从而确立无产阶级作为革命主体的自觉的阶级意识。
第二，在流亡苏联时期写下的名作——《青年黑格尔》（1948）中，卢卡奇指出，黑格尔“是试图认真地把握英国工业革命的唯一的德国思想家，也是在古典经济学的问题和哲学及辩证法之间建立联系的唯一的人”
。
[13]卢卡奇深入地分析了青年黑格尔在《伦理体系》、《耶拿实在哲学》和《精神现象学》中对需要、劳动、异化等问题的论述，强调正是“劳动的辩证法使黑格尔认识到，人类只能通过劳动走上发展的道路，实现人的人性化和自然的社会化”
。
[14]这就告诉我们：一方面，青年黑格尔的思想，尤其是《精神现象学》对马克思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另一方面，在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辩证法的根本旨趣不是满足于对抽象的、与人相分离的自然界自身运动史的描述，而是集中体现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尤其体现在人类改造自然的最基本的社会活动——生产劳动上。
第三，在深入钻研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基础上撰写出来的《社会存在本体论》（1971）这部晚年巨著中，虽然卢卡奇肯定“自然存在”
是“社会存在”
的一般前提，从而重新肯定了恩格斯倡导的自然辩证法，然而，毋庸讳言，这部著作的研究重心始终落在社会存在问题上。
在这部著作的第二部分中，卢卡奇列出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劳动、再生产、思想、意识形态、异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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